巨变中的穆斯林世界

21世纪的世界政治论述，有两组最为重要的命题：民主和市场的关系，与民主和伊斯兰的关系。民主转型是伊斯兰“现代化”的重要过程，但伊斯兰的民主不能是新自由主义下允许市场扭曲人性的形式民主。倘若只有形式民主，实质上却让市场操控民主，就会出现1%与99%贫富对立。

本周二7月17日槟城研究院(Penang Institute)邀请正巡回访问马来西亚的著名欧洲穆斯林学者达立拉马丹(Tariq Ramadan)针对“伊斯兰、民主和人权”演讲。我于2008年在剑桥大学听过他和另三名学者辩论“欧洲多元文化政策的成败”。这是继2010年杪王赓武教授在槟城讲孙中山与辜鸿铭以后，另一场最动人的演说。

达立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办人哈山阿尔巴纳的外孙，其父是哈山的学生，父母因为政治因素而被迫流亡欧洲。相对于生活在穆斯林作为多数社群的国度，在瑞士生长的达立，所经历的是欧洲穆斯林成为少数社群的身份尴尬。这让他对文化和公民身份认同之多重复杂，以及普世人权之所以要普世有更全面的理解。

马来西亚的多元族群、宗教和文化环境，原应是世界宗教和文化对话交融的最佳场域。但执政当局数十年来的族群和宗教操弄，把族群和宗教之间的对话变得异常困难，而族群和宗教内部的多元论述也在高压和愚民政策下消音。

在这样的情境下，国人虽然近距离生活，却往往是在警戒和猜忌下分别生存，而没有形成有机的共同体。例如，今天是穆斯林斋戒月的第一天，斋戒一个月后庆祝的开斋节，很多人总会误把这个连回历新年也不是的节庆当作“马来人过年”。在马来西亚的非穆斯林把伊斯兰教当作“马来人的宗教”，某种程度上要怪当局把伊斯兰教“马来化”。但中文媒体和学界在理解穆斯林方面也需要加倍努力。当然，我们的社会还有反智的“支持行动党就是支持回教国”之流。

另一方面，生活在欧洲的民主社会，达立也对民主的未来可能性、现况和局限都有着比其他在美国支配的中东独裁石油王国的穆斯林学者，既深刻又务实的理解。

达立的演说，把话说得特别清楚。经济搞不好的话，埃及乃至其他阿拉伯新兴民主的实践将不会持久。但这些过去被美国支配的国家若要搞好经济，就必须另寻出路，才能松脱美国寡头经济利益支配下的石油经济模式。而这些国家的民主实践，也需要从伊斯兰当中找到活水源头，而不是抄袭已经显露危机的欧美形式民主而已。

我们要庆幸“阿拉伯之春”发生在2011年，而不是2001年。2001年穆斯林世界反叛美国的偶像是奥萨马。十年下来，土耳其在厄尔多安的领导下，至少成了穆斯林为主国家的民主实践的典范。印尼自1998年以来的民主实践也是另一典范。

民主与市场、民主与伊斯兰是21世纪世界要认真思考的命题。

本文刊登在《星洲日报》言路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