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的非常经济措施

尽管我对夺权上台的非民选政府是多么不以为然,我依然尽可能保持跨党派的态度,确保政府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非常时期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否则,人民将要挨饿,社会也有可能陷入动荡的局面。

此时此刻,政府应显得全盘理解当下的危机,领袖们也要有最清晰和最大胆的想法,付诸实际行动。

无论喜欢与否,政府是马来西亚全民的最后一道防线、最后的保护伞。没有其他国家帮得了马来西亚人民,只有马来西亚政府,而政府也当然需要人民的配合和帮助。

这是全球危机,我们无法像1990年代末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透过出口贸易摆脱困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有相关政策可以帮到马来西亚。也没有私人慈善基金和捐款庞大到可以帮助数百万人民熬过这场持久战。最后都得寄望政府出手“开水喉”。

非常时期,我们需要非常措施。政府必须积极带领抗疫和经济振兴工作,抛开教条式的经济政策思维,改以发挥创造力与想象力,即刻采取一些大胆的方案。

(一)增加医疗开支

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中,政府至今还没彰显足够的魄力,以尽一切所需投入最大的资源,在短时间之内得到更多的病毒检测器具、个人防护装备(PPE)和人工呼吸器等等。政府在最新的经济振兴配套拨款卫生部10亿令吉,但这笔款项远远不及实际需要。

接下来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政府应该要有更大的医疗开支,强化医院与加护病房的负荷能力,并且确保社会大众有足够的医护用品供应,如口罩等。

在这期间,我们要思考长远的规划,扩展和强化我国的医疗体系,除了对抗这次的新冠疫情之余,也应对人们日益增高的医疗需求,尤其是马来西亚正走向人口老化的趋势。

(二)把赤字增至“战时”水平

政府必须接受这场抗疫乃一场战争,这意味着之前的财政稳健措施已经行不通。我猜想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与政府还在以和平时期的思维视事及施政。

首相慕尤丁于3月27日宣布的经济振兴配套,声称政府注资2500亿令吉来刺激经济,但其实政府的真正财政开支只有250亿令吉。根据财政部长的说法,这笔250亿令吉的来源是透过削减一些部门的开支,并把预计的赤字调整为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原为3.2%)。

B40与M40群体获得的援助金,只足以在4、5月勉强生存。在经济振兴配套出台之初,不获实质援助的企业就已怨声四起。所谓的贷款担保无助于大部分的企业,因为他们原先的贷款就不多,且在当下的处境也不会有太大的信心去申办新的贷款。

倘若政府要维持4%的赤字率,就没有办法在4、5月之后再给援助金,也无从给予企业薪资补贴或任何形式的财务援助。

所以是否协助企业,关键在于政府是否要进入“战时经济状态”,当然也要通过国会允准。

政府实在不必让评级机构的评价所约束。这些评级机构目前最在乎的,是眼前可能发生的全球经济衰退会有多大影响,并且还会持续多久,而非以财政赤字作为评价标准。战时的赤字基本上可以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0%。我们要知道,国内生产总值很有可能面对收缩,维持低赤字率也根本徒劳无益。

当然,政府的开支必须有透明的规划和使用,容不得纰漏和贪污。即便面对极大的危机,我们仍要无时无刻保持警惕和诚信。

(三)国家银行撒钱注资及更大胆的措施

国家银行是时候采取直接注资人民口袋的“直升机撒钱”(helicopter money)措施,透过扩大基础货币供应,以直接注资到经济市场。在如此严重的危机之际,国家银行绝不能保守以对,而是要准备更大胆地介入经济调整,应对即时的经济冲击之外,也调节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期待,并防止现有冲击进一步造成人们信心危机的自我延续。如“直升机撒钱”般的大胆措施,将展现政府与国家银行全力以赴的决心,竭尽所能避免市场崩溃,并且巩固人们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信心。

国家银行宣布半年的银行贷款缓还期,是朝正确方向的一步,但人们普遍的印象还是认为国家银行只会依赖往常的开放市场运作。国家银行应该进一步指示各大银行自行吸收这段时间的贷款利息,也就是说这段时间不单只不需要还贷款、也不需要算利息。银行应该对自己所做出的放贷决定承担部分风险和责任,而非全由贷款者扛上。

然而,我们也要保持谨慎。任何透过“直升机撒钱”措施注入的资金,不应该流入房地产业等。经济振兴与刺激措施的设计,也要同时避免酿出新一轮产业泡沫和更高债务水平,防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状况重演。

(四)以马来西亚打工族优先

谁应该获得公帑的援助?

在最初的阶段,政府有必要毫不保留,短暂地为企业分担部分的人工成本,以帮助企业的稳住阵脚。让我们称之为“灭火阶段”,但这一阶段不适宜维持太久。

帮助企业的目的,在于为马来西亚人民保住工作机会。

来临几个月,可能数以百万计的马来西亚人将失去他们的工作。数以万计在新加坡及世界各地工作的马来西亚人,也有可能会因为失业而回国。政府必须创造更多工作机会,以便让他们养家糊口。

在这初步毫无保留的灭火阶段之后,补助就要有清楚的条件和目标,薪资补贴应该只给马来西亚员工。政府有道德和政治义务,尽可能确保更多的马来西亚人可以就业。

从第二阶段起,政府应允许企业遣散旗下的外劳,前提在于企业有法律义务去确保外劳的三餐和住宿,直至他们可以安全返回本国,让马来西亚减少对外劳的依赖。

(五)调整官联公司与官联投资公司的优先事项,以及推动完善的工业政策

我们有必要掌握这次的机会,发展出更大的医疗用品产业。我们也要投入一些公帑,打造更强的医疗研究团队与设备。在疫情危机中,我们还是可以创造工作机会,譬如让受影响的空服人员接受培训,以便协助医护人员一年或更长的时间。

为此,我们需要投入更大的资源。对马来西亚而言,官联公司(GLCs)与官联投资公司(GLICs)可以在这方面扮演关键的角色。

一直以来,我国的官联公司都自视为私人营利公司来营运。官联公司,就如一般私人发展商重视豪宅市场多于为中产阶级兴建公共住宅;无视粮食危机大量种植油棕树;旗下的私人医院占据国内70%的医生和医疗资源,但只服务30%的病患;经营汽车买卖而非提供公共交通服务。

一直以来,官联投资公司专注在派息给出资者,但政府也应该要确保官联投资公司的投资符合国家的发展策略。举例来说,公积金局为了更大的回酬率,不惜把30%的资金投资海外。

虽说公积金局只是职责所在,但政府应该尽可能让这些资金用于国内投资。我们其实有足够的资金,没必要为引入外资而提供过多的奖掖。

政府在经济市场的角色必须明确:强化医疗体系以便抗疫、为失业的马来西亚人民创造就业机会、透过完善的工业政策打造新兴产业,投入研发工作让马来西亚应对未来的状况。

官联公司与官联投资公司必须重新调整它们的优先事项。它们必须停止把自己当成私人公司,透过旗下拥有的银行谋利,或典当马来西亚中产阶级的福祉来赚钱。

官联公司的角色,是做私人公司力所不能之事,比如防务或医疗科技的研发。政府应清楚指示官联投资公司,专注投资在马来西亚打造新兴产业,以为国人提供工作机会。

盈利不应是最主要的目的,它们该把国家整体的社会经济目标作为优先事项。当然,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这一切需要以透明化为前提,不得有搭便车、违背道德或利益冲突的行为。

我们需要充分掌握现状、具有警觉性和敏锐度的政府带领人们共渡危机,提供马来西亚人民安全与保障,并建立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新兴产业。

刘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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