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政府”迎战疫情:政府左手须知道右手在干什么

专家认为,疫苗还需要12至18个月的时间才有望面世,这意味着我们将与新冠病毒展开一场持久战。作为一个自1989年签订《合艾和平协议》以来就不曾经历重大冲突的国家,马来西亚政府机构正面对前所未有的考验。

行动限制令的再度延长,尽管付出惨痛的经济代价,却为我们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我们有必要提醒大家别再安于现状,而要开始以“整体政府”(whole-of-government)的模式来思考和行动,以期打赢与新冠病毒的战争。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借鉴历史

在以国防部副部长身份参与制定《国防白皮书》期间,我几乎在每场会议上都再三强调,一旦马来西亚遭到袭击,我们不会去细分防御力量应该来自陆军、海军或空军。同样的,我们在危机之时,也不会一一细分警察、海事执法机构、海关、移民局或任何制服团体。正如新冠病毒也是无差别地感染人类,我们应以整体国家姿态联合抗疫。

马来西亚第一次紧急状态(1948至1960年)与第二次紧急状态(1968至1989年)期间,英国与马来亚/马来西亚政府为对抗共产党而展开的跨机构整体合作,是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

前首相阿都拉萨在位期间提出的“安全与发展”(KESBAN,Keselamatan dan Pembangunan)概念,是我国应对第二次紧急状态的国家安全战略 —— 将政治与经济发展结合军事行动,来抵抗共产党威胁。

“全民防御”(HANRUH)的概念则在1986年被提出,但因为30年来的和平,这个概念只沦为纸上谈兵。国防部前部长末沙布在国会发表马来西亚史上首部《国防白皮书》时,就重申了全民防御的概念,把国防视作全民共同责任。

这些历史教训,以及新冠疫情危机的急迫性和严重性,应促使我国政府更全面地去思考。

改革国家安全理事会

政府颁布第一阶段行动限制令时,也宣布国家安全理事会为主要统筹单位。但传统上,国家安全理事会主要是由公务员运作的幕僚机关,而不是连接所有安防单位,并且每日每时都在运作的国安决策枢纽。首相主持的国家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在这之前也只是每三个月召开一次。

在过去十年左右,英国、澳洲和日本等国都已大幅强化各自的国家安全理事会。这是马来西亚改革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契机,可考虑的改革包括委任部长级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每星期召开至少一次由首相主持的国家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

国家安全理事会不应该只是收集安防情报的单位,而要主动善用情报来制定预防性及先发制人的政策,以便挫败安全威胁或是减轻这些威胁带来的影响。

行动限制令实施期间,政府应设立以首相为首的单一战情室,并且每日运作以掌控实时数据。此时,卫生部也应该扮演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半常任成员,直至新冠疫情危机告一段落为止,毕竟现在大部分的疫情数据都来自于医疗前线。

卫生总监诺希山领导的抗疫工作,表现值得嘉许。我们得感谢诺希山与所有前线医护人员不辞劳苦的努力和牺牲。

私人与政府医院的角色

在政策层面,我们有必要让私人医院乃至遍布各地的私人诊所,也一起投入抗疫工作,或在这个关键时刻更广泛地接手治疗其他疾病,分担政府医院的负荷。讽刺的是,据《The Edge》财经日报报导,随着政府禁止外国病患入境,加上马来西亚人避免前往医院,私人医院如今竟是没有之前那样忙碌。

我国畸形的医疗私营化模式,导致私人医院占有70%的医疗资源,却只为30%的病患服务,政府医院的数字正好相反。但其实,大部分私人医院是由官联公司所持有。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时期,我们需要所有受过训练的医生到前线对抗新冠病毒,或为专注在治疗新冠肺炎的医生分担工作压力,治疗其他疾病。

据观察,我们还是有必要增加医护前线的人数和负荷能力,以及医院的设备,才能应对这场长征。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病毒检测,还有之后的追踪与隔离;我们需要确保所有医院和前线医护人员有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PPE);我们需要确保加护病房是安全的,而人工呼吸器是足够的。

此外,我们也要加强策略方面的沟通说明,让人们了解压低基本传染数(R-nought)背后的医疗科学原则。这可以帮助前线人员,尤其是执法者,了解他们的行动目的,以免无意间让情况变得更糟。

安防措施不能忘了医疗目的

安防单位,特别是警察,似乎把行动限制令当成宵禁,尽管这不全然有错,但执行的方法还有待改进。行动限制令实施初期,有许多违规者遭到逮捕,但扣留所却没有做好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完全与行动限制令的初衷背道而驰。

让事情进一步恶化的是,有些违规者被判坐牢,刑期颇长。我们要知道,马来西亚的监狱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已面对人数过多的问题。把违规者送入原本已经拥挤的监狱,也不符合保持社交距离的原则。

监狱局总监祖基菲里也已经承认,监狱因为人数过多,并“不可能”实行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同样的,首席大法官东姑麦文也提醒各位法官,下判前应该考量病毒传播的风险。如此符合常识的做法值得欢迎,但应该从第一线做起。

行动限制令的最终目的是要教育民众,让他们待在家里以便压平病例的增长曲线、让他们明白和保持社交距离、让他们勤于洗手、让他们多使用洗手液、让他们戴上口罩。安防单位要清楚知道实施行动限制令的更高政策目的,而非一味把它当成宵禁。

武装部队角色不只是巡逻

近日来,我们看到武装部队扮演更吃重的角色,而不再只是支援警察巡逻街道,这点应予鼓励。陆军的军医单位履行军民合作,积极支援抗疫的医生和医院,例如在机场协助健康检查工作,还有为隔离中心提供附加床位。

同时,空军也派遣重型战略运输机和中型运输直升机,解决东西马之间的医疗用品和粮食物资运输问题,也把物资送抵偏远地区。陆军同样提供后勤设备,协助物资分派,尤其是到行动限制令加强严管的地区。

武装部队更多的职能,应在这个时候获得充分的发挥。政府要知道,武装部队除了巡逻之外,也拥有很多经过专业和国际化训练,以便为灾害防救做出情景和战略规划的人才。

拯救就业与企业

局部锁国,意味着我们以经济为代价,来保障人民的健康和确保医疗体系不会崩溃。大家都能明白这样的取舍。然而,我们应避免粮食供应链受到影响。

金马仑菜农丢菜事件,是因为跨部门的沟通不佳所造成的严重浪费。同时,这次的危机也给了我们开拓电子商务的转机。

过去四周内,我们其实已应启动“战时生产”模式以提高医疗用品生产能力,如今,政府必须在接下来的几周好好把握机会。政府本来可以做得更多,以拯救企业、保住就业。

美国史无前例地在短短三周内爆发涉及1600万人的失业潮。政府必须尽快地进一步思考国家的经济策略,同时把健康与安全因素考量在内。我们有许多既定的经济思维框框限制了大家对经济的想象,但在这非常时期我们要有更大胆的非常措施。政府要准备抛开教条式的经济政策思维,才能找到有效的创新方案。

有效协调的必要性

政府起初禁止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派发物资援助弱势群体的决定,直接违反了抗疫期间所需的“整体政府”与“整体社会”方针。所有的社会援助工作集中交由福利局负责,将导致福利局负担过重,反而只会让更多人挨饿。

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的经验与知识,能让社会援助工作事半功倍,因为他们的成员对弱势群体有最深刻的了解。

对于马来西亚与全世界而言,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战争才刚刚开始。眼前的挑战不会消失,而是会越来越多。此时此刻,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整体政府”的方针。政府各个部门要尽快打破各自为政的情况,齐心联手抗疫。

政府的左手需要知道右手在做什么。唯有各部门步伐一致,我们才能拯救更多生命、振兴国家经济。

刘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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