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月28日，时任首相马哈迪在马来西亚商业理事会的演讲中，向全国人民提出了2020宏愿及马来西亚国族理念。
来到三十年后的今天，2020年悄然已过，憧憬的盛世在失落唏嘘中消散。很多人深感倦怠和失望，在新冠疫情爆发后更进一步陷入迷茫和沮丧当中。
在这艰难的时刻，马来西亚对于未来走向、未来目标，以及之于世界的定位毫无头绪。此时此刻，人们最需要的莫过于领袖提出清晰和进步的公共论述，以期建立公平、稳固与包容的政治秩序，并且确立我国能在世界秩序中扮演积极且有影响力的角色。
我们迫切需要一套新的想法，以符合我国多元文化的特点，也为接下来数十年以全球为导向的我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
我们的社会政治与社会经济老早就需要重组。打从巫统2005年右转并走向腐败以来，2020宏愿及马来西亚国族理念基本上已是名存实亡。随后至少15年的时间里，马来西亚仿佛在没有指南针导航的情况下航行。希望联盟尝试让马来西亚重返正轨，无奈在短短两年内遭遇政变夺权，让国家漂泊在疫情的风暴中。
学者邱武德在去年为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ISEAS）撰写的论文中，点出了过去半世纪来指引马来西亚政治运作的两个重要“政治秩序”，分别为新经济政策（1971年）和2020宏愿（1991年）。然而，除了这两个“政治秩序”外，从更广的视角来看还有两个时期必须一提。马来西亚的历史因此可以分出这几个阶段：
（一）1957年马来亚独立、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的后殖民秩序，一直到1969年爆发种族冲突；
（二）1969至1990年期间，新经济政策主导下的秩序；
（三）2020宏愿于1991年提出后的初期，直至2005年国阵摒弃中间路线，成为右翼联盟；
（四）2005年至今的失落时代，期间巫统与国阵走向衰败、希望联盟于2018年5月胜选执政，最终在2020年2月因喜来登政变而失去政权。
独立后的几年时间，马来亚逐渐减少对英国官僚及共和联邦武装部队的依赖。因此，我国在混沌中建立了一套后殖民思想为主的国族建构论述。当时奉行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经济模式，我国高度依赖把商品出口至英国、欧洲和美国，而更重要的在于资本的拥有权大部分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政治模式方面则是协商主义（consociationalism），几个主要族群经由代表各自族群利益的政党合组成联盟，以便协作共治。这样的情况维持到1969年的种族冲突事件。
紧接下去的“政治秩序”则打造了环环相扣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外交政策框架。敦阿都拉萨在513事件后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把马来西亚亲西方的立场转为倾向中立，也为后来1974年与中国建立邦交铺好了基础。即便新经济政策一些较具争议的面向造成非马来选民的不满，但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却让国阵在1974年大选赢得了华裔中间选民的支持。马来西亚经济原先对英国的依赖，也已转向倚于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进驻马来西亚的制造业。由于不太需要华裔商人为人民提供就业机会，代表着这些商人的政党马华公会也渐渐失去了话语权。巫统对国阵盟友的支配权越来越强大，70年代中期的石油收入更让国阵政府的威权统治更为专横。马来西亚也面临了轻微的资源诅咒，获取的石油收入越多，征收税赋的需要就越少，因此也没有迎合民意的必要性，以致政府采取越来越压迫式的控制手段。基于石油收入，人民容忍了政府的贪腐、无能和威权统治，而所得税也没有带来巨大压力，因此没有激起人们反抗的情绪。
1985年马来西亚经济遭遇衰退，马哈迪与达因的经济团队放宽新经济政策，打开门户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投资。当时，里根和柴契尔带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正影响着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讨论中也谈及了私营化等概念。从马来西亚的语境来看，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只要有钱就能购买文化权利。故此，1970年代申诉被大学固打制剥削教育机会的非马来学生，他们的弟妹在1990年代能够花钱入读私立大学。马哈迪让人们享有“使用者付费”的文化权利，成功争取非马来选民在1995年大选支持国阵。
人民此时对2020宏愿及马来西亚国族理念的认同感也来到了最高点。举例来说，有异于198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在1990年代把枪口一致对国外，淡化国内族群间的矛盾。马哈迪把种种问题归咎美国人、英国人、澳洲人、犹太人和少不了的新加坡人，却鲜少强调国内的族群分野。马来西亚甚至在南斯拉夫解体时，援助波斯尼亚人民，也有十足信心在第三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当起意见领袖。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1998年安华被革职的事件，让马来西亚的国际声誉和马哈迪的领导威信受挫。当然，这也让政府把所有重心放回国内。
马哈迪得要面对年轻马来人的反风，而他最终也靠着大部分人民对2020宏愿及马来西亚国族理念的认同感，在1999年大选过关。马哈迪的接班人阿都拉，在2004年大选极力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为国阵取得史上最大的胜利。不过，这也可能让阿都拉抵挡不住巫统右翼的施压。2005年，时任巫青团长希山慕丁在巫统大会选择亮剑，彻底摧毁了巫统之前所建立的2020宏愿及马来西亚国族理念政治社会大联盟。
根据邱武德的说法，以2020宏愿作为主导的第二个“政治秩序”也宣告结束。
2005年之后的15年来，巫统党内出现了两派竞争，由右翼保守势力对垒纳吉为首的贪腐无能者。巫统陷入了不健康的党内角力当中。时间无法倒退，中间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无法维持长久。
可以肯定的是，巫统的右转让人民的愤怒来到沸点并且触发了2007年的净选盟集会，以致巫统在2008年遭遇政治海啸的打击。此后，在野力量也迅速崛起，并透过在数个州属的执政表现展示了能力，还有在野联盟的永续性，最终成功在2018年大选让巫统下野。事实上，巫统的衰败在2013年早已经有迹可循。
以上只是过去数十年的简述，如果要更全面厘清当中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把政治、经济和外交／安全相关的背景与事件串联一起来看。
2020年是个分水岭。以“马来人大团结政府”和“把民主行动党与非马来人踢出政府”为号召的喜来登政变，推翻了希望联盟政府。政变夺权后，所谓的马来人大团结口号在巫统和土著团结党的明争暗斗下不攻自破。社会真正的矛盾，并非存在于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之间，而是存在于背后有靠山的朋党与普通小市民之间，形成了两个“阶级”之分。
马来西亚正在寻找可以让国家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的各种条件，但新冠疫情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导致一切难上加难。
以下是我们重建新政治秩序的重要条件：
第一，认同：如果我们摆脱不了单一族群认同政治，我们难以走得更远。数十年来的历史教训已让我们认清了这一点。面对身份认同，我们必须要有大破大立的新思维。
第二，民主建设：我们必须接受马来西亚社会中存在着多元差异的意见，文化多元性是必然的。自2008年大选以来，马来西亚一直是个50对50的民主国家。这是马来西亚的新常态，由实力相当的政党所组成的联盟，将有助于更良好的施政。
第三，包容的经济增长：经济生产和就业市场方面，马来西亚必须建立高薪资、高品质、高技术和高产量的良性循环。唯有这样，公平和蓬勃的发展才有其可能性。
第四，新的安防思维：国家安防课题理应获得更广泛的讨论，包括传统安防单位如警察、武装部队和监狱局等，与卫生机构和专家、城市规划师等的对话，在进步的社会政治及社会经济框架下，拟出符合现况、有效和具体的安防思维。全新的安防思维也能增强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感，以及对国族的认同和诠释。
第五，马来西亚之于世界的地位：随着世界变得多极化，具备潜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小国将会以成为中等强国为目标。世界走向区域化的同时，也让一国利益开始聚焦在区域共同利益。要在这样的趋势中占优，马来西亚必须突出其文化特质、经济实力、在区域的话语权，以及在国际舞台的长期定位。
接下来的几年，马来西亚将要应对多方面的挑战。马来西亚在国内政治的走向，与其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其实密不可分。毕竟我国的经济还是依赖着全球，而多元文化和爱好和平的国际声誉，也让马来西亚能在世界舞台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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