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科技 – 从代工到自主创造

我们正处在国际贸易体系重组的动荡时期。在如此的全球背景下讨论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是何其恰当的时机。

我想浅谈柔佛与新加坡之间的经济关系。很多人问我，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能否成功，毕竟这已不是我们首次尝试整合两地之间的经济，是自1965年（即新加坡独立之后）以来，我们的第三次尝试。

1989年，时任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后来成为总理）提出“新柔廖增长三角”（SIJORI）的概念，旨在加强新加坡、马来西亚（柔佛）和印尼（廖内群岛）之间的经济合作联系。但新加坡于1994年进军中国设立苏州工业园，同时投资中国主题日益成为主旋律，SIJORI最终不了了之。

2006年，马来西亚在已故首相阿都拉的领导下，提出“依斯干达经济特区”计划，却变成房地产炒作和只是专注吸引新加坡高消费群体到柔佛消费。柔新两地的供应链和劳动力市场未能真正整合。

然而，柔新经济特区是不同的，因为双方都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一代人未曾见过的变化。世界从“just-in-time”及时生产模式，转变为以“just-in-case”以防万一为核心的经济安全考量。

效率不再是唯一考量，风险管理、去风险化（de-risking）成为企业的重要考量。全球随意调度货柜的单一全球供应链模式已经成为过去；企业现在追求的是多元化的区域性供应链。

地缘政治更是关键因素。

地缘政治如今已成为全球贸易的核心因素。因此，柔佛和新加坡经济的整合，不仅变得更为重要，也更有利于双方。如果我们能把握契机、成功整合两地经济，我们将能为柔佛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以及东盟创造有意义的成果，甚至可能为全球格局的转变做出贡献。

我们的经济发展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以前，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经济本质上是以商品和资源为基础的贸易型经济体，我们的贸易以出口资源为核心，商品包括锡、橡胶，以及后来的棕油。

之后，我们转向以代工制造为主的经济体，新加坡率先在1960年代初转型，马来西亚紧随其后，在1970年代跟上步伐。我们成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制造外包基地。这个角色最终在2000年代由中国取代，新加坡逐渐转型为金融枢纽。

现在是我们迈入“3.0”阶段的机会。考虑到我前面所描述的大背景，这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经济“3.0”的时刻，也可能是世界经济“3.0”的契机。

“3.0”强调从为他人制造转向自主创造。

我们的经济首阶段是殖民时期的商品贸易体系，第二阶段则是“马来西亚制造”、“新加坡制造”，还有“为美国制造”、“为全球市场制造”。

我们如今有望来到第三阶段，即强调“由马来西亚创造”和“由马来西亚人创造”，通过我们的知识产权和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我相信新加坡也有同样的愿景，希望打造属于自己的科技。我们不再只是“使用者”，而是“创造者”。

新加坡具备成熟的金融体系，柔佛则拥有空间、科技和制造基础，两地若能融合发展，将可以形成强大的科技产业集群。

我们需要改变思维，才能达到目标。我们过去总是想着出口到美国，把美国看作是“最终消费市场”，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首要消费市场”。但现在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为东盟、印度、孟加拉、巴西、以及全球几十亿人口创造科技解决方案，开发这些潜在市场。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可以联手创立“中间技术”的科技企业，不必盲目追求“最高端”科技，反而占据不可或缺的中间位置。

马新两国的经济融合，将对东盟和全球的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只要我们能将东盟建设成为强大而统一的整体，大家都会从中受益。要让东盟成为强大的单位，就必须创造强大的东盟中产阶级社会。我们希望看到印尼人富起来，也希望看到柬埔寨人成为中产阶级。

我所说的中产阶级，是指拥有可支配收入和自主消费能力的群体。当前在东盟国家中，中产阶级其实占少数。

到了2045年，若能在东盟建立中产阶级社会，这意味着东盟将拥有广大的消费市场。届时，我们将不再仅仅是生产者或制造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与其他地区实现双向、三向的贸易往来。

未来的世界消费市场不再仅限于美国、欧盟、中国或印度。东盟将崛起成为强大的消费市场。同样的，非洲、南美和中东地区同样潜力无限。全球经济结构将重塑。

这就是柔新经济特区的意义所在。这不仅关乎柔佛与新加坡，更是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契机。

（以上是我于2025年4月21日在柔新经济特区商业连接与投资论坛所发表的开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