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奉献: 敦李孝式的一生

2026年4月18日
全国

在新冠疫情期间，吾友黄基明博士出版了《帝国衰败之际：马来亚首任财长李孝式的生平与时代》（As Empires Fell: The Life and Times of Lee Hau-Shik, the First Finance Minister of Malaya）一书。他在书中写道：“1956年2月在伦敦签署的《马来亚独立条约》中，（李孝式的签名）是唯一一个非马来人的签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甚至并非出生于马来亚”。单凭这两点，我们便可探知李孝式人生故事的精彩。

很高兴能为陈妙恩博士的著作《李孝式：为国奉献的一生》（In Service of A Nation: The Life and Legacy of Tun Sir Henry Lee Hau Shik）主持新书推介礼。

这两本著作有助于我们更深入了解李孝式与他的时代，看看这位关键领袖如何参与马来亚走向独立，尤其在我们于2027年迎来马来西亚独立70周年之际，更显意义重大。

这两本书的诞生也勾勒出一段漫长的学术接力历程。妙恩在《星报》担任记者时，她的上司李锦兴教授委托她，协助李孝式公子拿督李剑桥整理其父亲的文献资料。这批文献于2010年5月5日，捐赠给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The Yusof Ishak Institute）。黄基明恰巧当时正好在该研究院任职，得以查阅这些资料并撰写其著作。

之后，妙恩继续以此为题，在马来亚大学历史系完成博士论文，并于2018年以马来文出版《敦李孝式：企业家与政治家》（Tun Sir Henry Lee Hau Shik: Ahli Tokoh Perniagaan Dan Tokoh Politik）。如今，更出版了这本图文集。我期待学术界未来会有更多研究，建立在包括李孝式文献、妙恩与基明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继续拓展相关课题。我稍后也会提及李孝式与同时代重要人物之间的若干交集，希望未来学者能进一步深入探讨。

当华研高级研究员詹緣端邀请我主持新书推介礼时，我义不容辞。一方面，1998年至1999年期间，我在新纪元学院念书时，緣端是我的老师；另一方面，李孝式是马来西亚首任财政部长，而我如今是副财政部长，对我而言，自然也多了一份亲近感。

冀研首任财长影响

在布城财政部大楼，三间主要会议室都悬挂着李孝式及历任财长的肖像。他于1956年出任财长，并一直任职至1959年大选，为马来西亚财政体系奠定了基础。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研究，探讨他在财政部的角色，以及其所做的关键决策，如何深刻影响国家发展。

李孝式1901年出生于香港，接受中英文教育，1924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主修经济与法律。我不禁好奇，他当年是否曾在剑桥遇见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他俩的求学时间有所重叠，东姑是从1922到1925年在剑桥求学。在那个很少人拥车的年代，他们都喜欢跑车。

1926年，李孝式从香港来到马来亚。在吉隆坡长大的我，过去一直以为“锦纶泰”是个餐厅的名字，直到读了这本书才知道，那其实是他父亲李季濂创办的商号。而且，锦纶泰曾是大型“外劳”招募机构，引进中国劳工、提供住宿，并通过放贷获利。与数以万计被招募来马的华工相比，李孝式显然拥有截然不同的阶级地位。

他也积极参与锡矿业务。截至1930年代，他成为雪兰莪矿业公会、马来联邦矿业总会，以及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和雪兰莪中华总商会的重要领袖，同时也是吉隆坡卫生委员会（市政厅前身）一员。

二战前夕，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李孝式积极发起筹款，以支援中国抗日。新加坡的陈嘉庚在筹款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官广为人知。有趣的是，书中提到李孝式“反对赋予陈嘉庚领导的总会过多的权力”（第68页）。

他俩的人生轨迹形成鲜明对比，也值得未来研究。陈嘉庚于1940年访问战时首都重庆后，对国民政府失望，逐渐靠拢共产党，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一员；而李孝式则从与国民党合作，到战后成为马来亚建国领袖之一。

战争期间，他同时获得中英两国授予的上校军衔，实属异数。由于日军悬赏六万元通缉，他最终流亡印度。当时，他与陈祯禄及其子陈修信在如何组织旅印华人问题上存在分歧。陈主张成立海外华人协会（OCA），以涵盖印度与马来亚所有华人，而李则倾向在国民党体系下的南洋华侨协会，成立马来亚华侨协会分支。我也不禁好奇，他是否曾接触过当时也在印度的马来精英，如敦胡先翁。

此外，我也是通过妙恩的书才知道，《中国报》这份至今仍在发行的报纸，原来是李孝式于1946年应英国军事当局之请创办，用以对抗亲共报刊《民声报》并争取华人读者支持（第165页）。

1948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妙恩指出，李孝式曾影响英国行动总监、陆军中将布里格斯爵士（Lieutenant General Sir Harold Briggs）推动新村计划，将村民迁入新村，以切断马共的粮食供应。由于马共依赖森林边缘的村落获取补给，同时又暗杀矿工和种植园主，这项“布里格斯计划”（Briggs Plan），前后或将多达120万人重置到新村。

独立前后关键角色

尽管与英方关系密切，李孝式并非一味顺从。1947年10月20日，他有份主导的马来亚中华总商会（ACCCM），与另外两股主要政治力量——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ayat, PUTERA）以及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ll-Malaya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AMJCA）共同发起了全马总罢市（Hartal），以反对马来亚联合邦协议（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

在英国最高专员葛尼爵士（Sir Henry Gurney）的鼓励下，马华公会于1949年成立，李孝式也在其中发挥重要角色。值得一提的是，马华公会正是在我们今天举行新书推介礼的这个地点——当年称为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的一场联席会议上成立的。

作为马华公会雪兰莪联委会主席，李孝式在1952年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中，基于地方舆情所作出的决定，带来了他当时未必预见到的深远影响。他与巫统吉隆坡区部联手，挑战当时由翁惹化（Onn Ja’afar）新成立且备受看好的政党——名义上跨族群的马来亚独立党（IMP）。讽刺的是，马来亚独立党主席正是马华总会长陈祯禄。当时，一人同时参与多个政党并不罕见。

巫统—马华的合作方程式在半岛各地的地方选举中取得显著成功，例如在新山市议会选举中全面胜出。

从1952年至1955年，巫统与马华，还有随后加入的国大党，所组成的联盟（Alliance），花了相当时间磨合内部分歧，最终以明确争取独立的竞选纲领，投入1955年覆盖整个半岛的关键大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