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 far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 is concerned, the Barisan Nasional has turned lying into an art form in the 2013 Budget. On the one hand, the Finance Minister desires to assure the financial sector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Kerajaan Barisan Nasional jelas tidak ikhlas dalam pelaksanaan Cukai Barang dan Perkhidmatan (GST), malah kelihatan seperti menggunakan tipu helah untuk mengaburkan pelaksanaan ini di dalam Bajet 2013 yang baru dibentang minggu lalu. Menteri Kewangan jelas ingin meyakinkan sektor kewangan bahawa kerajaan persekutuan mampu untuk meneruskan…
Barisan Nasional paraded its “55 years” of track record” in “fulfillment of promises” – Janji Ditepati – during the 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s recent roadshows and on National Day 2012. One would expect a government with such a long experience in office would have long…
Barisan Nasional telah menyambut “55 tahun” pencapaian mereka dengan mempropagandakan “janji-janji mereka yang dipenuhi” menggunakan slogan Janji Ditepati dalam jelajah Perdana Menteri dan hari kebangsaan 2012 baru-baru ini. Sesiapa pun akan menyangka kerajaan tentu mempunyai strategi jangka panjang untuk negara berdasarkan pengalaman mentadbir sejak sekian…
第十三届大选决战在“中间”：关键在于，到底是民联，还是国阵可以代表全民的愿望和理想，而不是一味偏激地挑起单一族群的恐惧和仇恨。最关键的是政治辩论，尤其是经济政策。 来届大选将决定马来西亚未来的经济政策，是否沿袭国阵帮助朋党发财为主旨的经济模式，还是开展确保全民生活水平水涨船高的进步理想。 国阵长期执政，只得个急就章政策 国阵自1955年自治邦选举以来，在半岛不间断地执政长达57年，算起来马来西亚成立也整整49年。按照常理，这老字号应该比谁都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提出深远长期的规划，但是国阵的经济论述除了“维持现状、维持稳定、熟悉的魔鬼比未知的天使来得好”之外，剩下的只有三个“急就章”重点： 第一、 派钱只求赢取选票； 第二、 批评民联的经济政策为民粹主义； 第三、在大选后推行GST货品消费税减赤。 急就章1：国阵派钱VS民联治本从表面上看来，国阵和民联都在“派钱”，到底有什么差别？ 让我们回顾当初国阵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派钱的。国阵政府于2011年8月在民联政策逼迫下，决定“依样画葫芦”，铤而走险地派出500令吉。国阵政府并没有政治魄力和意愿直接向朋党开刀，最终在副首相慕尤丁的建议下，由首相署表现及传递系统单位(PEMANDU)制定一个大马援助金（BR1M），派出500令吉作为临时措施。可以这么说，一个大马援助金的派钱策略只是国阵用来应付民联政策竞争的急就章，而没有全盘的政策思考与改革。 反观，民联的政策建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首先，我们要理解当下的处境：马来西亚长年的经济危机是渗透在整个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之中的。国阵执政马来西亚经济的长期危机是国阵执政这些年，造就了一小撮朋党，却让大部分的国人过着吃不饱饿不死、债台高筑的生活窘境。 6成人口家庭收入不过3千令吉，其中4成人口家庭收入不过1千500令吉； 家庭债务是国内生产总值的77%；家庭债务之于可支配收入是140%，是家庭欠债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 33%的工人每月收入700令吉以下。 民联认为经济改革必须直接对准这60%每月收入不超过3千令吉的家庭，如何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是核心任务。于是，在2011年7月间，民联三党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和伊斯兰党宣布起草2012年民联预算案。 民联主张要想办法让大部分低收入的家庭手上有多一些钱花，才能有效改善这些家庭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困局。也就是说只要他们的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增加，他们并不会像朋党们把钱存到瑞士银行，而是把钱花在国内经济，进而达到“水涨船高”的乘数效应(multiplying effect)。 事实上，确保大部分国人生活过得好一些，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刻显得尤其迫切重要。马来西亚和亚洲许多国家过去都得仰赖出口导向政策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压抑工资、压抑货币都是扶持出口的例牌政策工具。如今欧美陷入长期高失业率，没有能力购买亚洲生产的产品，于是亚洲和马来西亚为了保住自家的经济发展出路，就确保中下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或消费能力，才足以支撑亚洲的区域与国内市场。 长远来看，中下层阶级生活过得不好、工资不出头、贫富差距巨大，都是造成社会治安不靖的可能源头，甚至会冲击整体社会的安危。因此，民联主张必须全盘理解、严谨策划，提出以下与广大的中下阶层息息相关的面向： 工资 倡议1千100令吉最低工资（国阵制定900令吉提高工资之余，政府必须减少无技术外劳人口，过度依赖外劳让低薪阶级的薪金无法提高，也拖慢自动化和机械化的进程； 动用各种奖掖和优惠协助工商服务业的自动化和技术提升，减少对廉价劳工的需求； 通过各种政策，包括协助建立公共和私人托儿服务，鼓励妇女就业，从而提高家庭收入。 可支配收入 一般国人，尤其是低收入和中产阶级，因为政策不当和公共服务不佳，耗在交通、房屋、教育、医疗和治安的开销庞大，导致可支配收入减少，甚至满身债务。 民联2013年财政预算案提出： 交通 – 减免汽车国内税，让汽车价格降低，减少国人的债务负担，让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同时全面发展以巴士和巴士快速系统(bus rapid transit)为基础的多元交通系统，在一任任期内让国人减少对于私人汽车和摩托的依赖； 房屋- 除了打压房价，也要推介新的观念，包括尽量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不必购买的社会房屋；对于中产阶级则发展政府与个人联合拥有的房屋合约，减低个人的房屋借贷； 教育 – 大学免费、债务减免，让年轻人可以不必承担庞大的债务进入社会； 医疗 – 全面改善政府医院的服务，同时确保官联不再成为私人医院拥有人，减少医疗服务两极化的状况。 治安 – 确保警察全面投入维护治安工作，而非“搞”政治。…
“居者有其屋”似乎成了这个社会大家朗朗上口的“共识”，如果突然有个人跳出来说，居者不一定要完全拥有其屋，肯定引起一阵哗然。 我要在这里大胆预测，如果新加坡政府没有办法跳出 “居者有其屋”的狭隘思维，不出两届选举就会输掉政权。至于马来西亚的国阵，其他事情也没有新思维，房屋政策的思维也不必寄望有新的看法。 先让我向已故许光道先生致敬。他于1981年在《华商报》发表〈“马化”带领华人跳鳄鱼潭〉（收录在林武聪编《宁我是灯–许光道文集》燧人氏：2011，页120-131），提到“房屋部长是马华公会的党要担任的。他们没有能力争取充足的公共开支来效仿新加坡建屋局建造各级组屋，以非盈利的低廉价格卖给需要房屋的人民，我们不能够责怪，因为马华公会二十余年的表现，都是如此。” “如果马华马化是真正的华人领袖，真正的要‘扶助保卫华人的经济地位’，有什么可见的阻力可以阻止他们在全国各地成立‘房屋消费人合作社’？有什么阻力可以破坏他们建筑类似新加坡的各种组屋分别以2万元至6万元价格卖给他们所要领导和照顾的华人？为什么他们必须建造价格由15万元起的房屋，来加速削弱华人经济的弹性？” “使国家资财绑死在价值昂贵的房屋上，对国家经济的进展是一种不可宽恕的反动。” 很多看似经历恒永传承的社会“共识”和“经济常识”，例如“居者有其屋”，其实只是晚近数十年的发展，而且往往对一些利益集团带来暴利，一般老百姓则无甚好处。 许光道以孟子“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来批判从1970年代中起的“居者有其屋”的说辞，绑死小市民的可支配收入，形成长期负债的情况，进而局限了私人投入具生产性的行业的资金。他看到新加坡政府当时提供廉价但优质的公共房屋的政策选择，也看到许国欧美国家的“房屋合作社”模式。 不久前接到一个被老千欺骗的投诉。有小闲钱的小市民，听说可以“枱底钱”买到限制发售、管制价的中廉价屋而受骗。地点优越的中廉价屋转售价往往是管制售价数成、甚至翻倍，让很多人趋之若鹜。连中廉价屋都在炒卖，其他价位的房屋更是不得了。 亚洲主要城市自2008年起的五年，房价都高涨，有者甚至倍增，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联储局为了救市而一再印钞票（量化宽松QE 1、2、3）。联储局放松银根，可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根源在房价泡沫，所以不会有什么人借钱买房子。而金融风暴导致经济拖缓，进而导致高失业率，连带社会总需求和购买力下降，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敢投资制造业。 放松的银根，就来到亚洲。亚洲过去40年的经济活动是以出口到美国为主。美国人买不起亚洲的制成品，意即亚洲的工业也不会有太过新的投资，热钱全都往房地产热闹去。 中国在2008年投入4兆人民币推动大型建设拯救经济，其中不少被贪官污吏吞了，拿到新加坡、澳洲甚至马来西亚炒房，进一步推高区域房价。 新加坡过去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主旨在于通过房屋拥有权，让国人爱惜房屋、进而爱惜执政党。从政治、经济和民生都是相当成功的安排。但是，随着房价炒卖增高，政府建设的房屋，因为居民私人拥有，所以都在炒卖的行列之内，再建多少单位，都是炒卖的对象。一方面对购屋供屋的居民形成莫大的经济压力、也削减小市民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供不应求的格局继续维持、怨声载道，在跳不出这个“居者有其屋”的框框，新加坡政府迟早倒台。 马来西亚未来的房屋政策，为低收入者建设的房屋不一定需要售卖拥有权，可以是租凭，政府可以在若干年后，把部分租金“还给”居民供购买房屋。至于中产阶级的房屋，政府可以考虑和居住者共同拥有(shared equity)，例如居住者“占股”七成、政府出资三成之类，既降低负担，也同时压抑炒卖。 同时，政府必须停止扮演私人发展商的角色。我国目前十大私人发展商当中，国库公司、或者国投、或者公积金、或者森那美、又或者退伍军人基金都有占股。政府的责任是在住房上减低国民的开支，让资金投入有生产性的事业。全民炒房，迟早国危矣。 总而言之，居者不一定要有其屋，或者居者有其屋的概念不能狭隘地定义为拥有权。 备注：此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