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1

年年纰漏年年过

原本应在国会辩论预算案之前向国会提呈的2010年度总稽查司报告,在延误足足两个星期后,在各界的引颈长盼中对外公布。之所以延期公布,根据总稽查司安比林的解释,国会自1982年以来,总稽查司报告必须经过内阁阅读后,才能对外公布。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阿兹米卡立的解释更理气直壮,是要让议员更专注辩论2012年财政预算案,如果政府提呈预算案后,议员就跟着收到审计报告,就会很容易让预算案的辩论失焦,不能专心辩论预算案。 上面两位高官的解释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不过,槟州升旗山国会议员刘镇东则质疑,政府延迟提呈报告是有意将2012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利好消息”跟2010年度总稽查司报告的“坏消息”,分开作出公布,以转移视线。另一些人更怀疑当局这种有违传统的作法,是否受到指示对报告内容作出某种程度的修饰,以配合政府转型及2012年预算案的利好气氛。所幸总稽查司安比林及时对外界拍胸保证说,总稽查署作为一个独立和专业的机构,绝不会在稽查时作任何“政治性”的考量。 报告是出来了,果然去年政府部门的财政管理水平比起前年是“提升”许多。2009年只有10个政府部门的财政管理达到“非常好”的水平,2010年已提升到17个。政府机构的表现也“令人鼓舞”,达到“非常好”水平的共有13个机构,相比2009年只有区区4个。惟“美中不足”的是,好多部门和机构的开销远超过拨款,以致造成“入不敷出”的现象仍然继续,一些政府机构以“高价”或“天价”购买物品的弊端仍然层出不穷。 其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天然资源和环境部旗下的海洋公园局,竟然以高出市价177%至2805%的价格,购买包括打印机、液晶电视、彩色海洋雷达、海洋用途望远镜、博士能牌望远镜、手提VHF通讯机等多项产品。其中海洋用途望远镜市价只有8千255令吉,购价却5万6千350令吉,价差2805%;博士能牌望远镜原价2千827令吉,购价同样是5万千350令吉,价差1893%。 购价与市价相差如此离谱,有关负责采购的官员不可能完全不知情。明知所有采购项目和账目最终必须经过审计部门的审查,仍然有人胆大妄为,不可为而为之。由此可见,政府部门和官方机构内部,为了钱财而不惜“赴汤蹈火”的官员不在少数。 总稽查司报告虽然年复一年爆出一篓篓的纰漏和弊端,但就是鲜有听闻有谁必须对有关犯错负责及受到惩罚。照这样下去,10年、20年后,类似现象会继续发生,总稽查司报告将变成一种例行公事,一种人们茶馀饭后的无关痛痒话题。 《联合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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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大桥也会涨价吗?

民主行动党升旗山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1年11月4日发表文告: 槟城大桥也会涨价吗? 随着财政部公布槟城第二大桥的汽车过桥费用为RM8.50,这引起槟城子民关注与担忧,现有的第一大桥会否随后从RM7涨价到RM8.50? 基于大桥是连接槟岛和威省的主要交通道路,对于槟城人民的经济开销和日常生活而言,是密切而影响甚远,因此任何有关大桥的政策和决定,都应该以槟城子民的福祉与利益为优先考量。 作为连接槟岛和威省的命脉,联邦政府及财政部应该坦诚公开二桥的合约内容及建筑开销,因为槟城人民有权利知道相关合约的详细内容。 作为以人民利益为本的政府,应该通过利民政策和合理合约来协助人民面对经济不景,塑造和提供更多有利促进经济发展的机会,而不是为了一味发展而将成本花费和开销转嫁给人民,加剧人民的日常生活负担和压力。 我在此呼吁联邦政府及财政部应该以槟城人民为首要考量,在经济前景未明的情况下,要顾及槟城子民日益沉重的开销,继续维持合理的过桥收费。 刘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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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和声忧经济趋向快速致富-刘镇东:问题在于三

民间学者孙和声和民主行动党国会议员刘镇东皆认为,马来西亚经济存在着务虚化的问题。孙和声且点出,我国经济有趋向“快速致富”的现象,刘镇东则指出问题在于“三瘾”。 孙和声(左图)说:“房屋产业的过度发展对国家经济不利,因为我们是把钱投入在非生产性的经济活动,实体性的工业技术提升并没有获得重视。” 他更举出美国金融风暴作为马来西亚经济的前车之鉴,并且认为马来西亚是个十分“幸运”的国家。 “在1980年代马来西亚联邦债务占国家GDP(国内生产总值)的80%之多,更在1986年攀升至只比现今希腊债务略好的100%水平,幸亏在90年代经过脱售公共资产及从日本引进的劳工密集型工业才挽救了马来西亚经济。” “问题是,我们能够幸运多久?有别于1997金融风暴前依靠出口和投资,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是建立在以过度债务建立以上的消费模式,而这是不可持续性的。” 孙和声是在昨晚受邀参与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和燧人氏事业于隆雪华堂一楼讲堂举办的“知识分子与时代精神”讲座会发表评论。 推行最低工资方能改善 刘镇东认同孙和声的看法,并且延伸马来西亚经济结构问题于三“瘾”——过度依赖外劳、津贴及寻租活动。 “依靠外劳导致我们的中低收入阶层的工资被压榨,导致他们无法维持温饱。汽油津贴则让我们失去竞争力,而寻租活动则提供滋生贪污的温床。” 他认为,要改善马来西亚经济的状况,只有实现最低工资,取代外劳的自动化工业和打破垄断集团对民生需求的控制,才能够让马来西亚经济回复应有的高水平成长。 上述讲座是配合马来西亚一代已故评论人“驼侠”许光道的政治经济学合集《宁我是灯》和政治学者潘永强新著《我们的时代精神》的推介礼举行,吸引约90位政经文教各界人士出席。 许光道潘永强见解前瞻 新书推介礼的主礼人李万千(右图)认为,两本新书作者对马来西亚政经课题都具有前瞻性的看法与见解,而非等事件发生了之后才发表事后孔明的评论。 他说:“许光道针对马化控股最富批判性的文章《不会生金蛋的母鸡》和潘永强对马华公会批判的逃离政治现象就是他们两人写作最佳的例子。” “马化控股及合作社的溃败和马华公会前总会长翁诗杰对‘逃离政治’议论的肯定证明了他们对事情演变推测是正确的。” 许光道曾在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的1971年于南洋商报一连两个月刊登出“帮助马来人做生意”系列文章。 孙和声指出,许光道在以种族本位作为主要论述点的1970到80年代时提出全民角度来看待马来西亚经济未来趋势的发展,以证明知识分子的远见重要性。 他评述:“这是十分难得的,特别是在那个以华人本位出发大环境来看。” 由燧人氏事业出版的新著作为许光道《宁我是灯》和潘永强《我们的时代精神》的个别售价为RM24和RM22。 《独立新闻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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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化合作社风暴令诚信崩盘-后马华时代仅靠首

马华在1986年所爆发的“马化合作社风暴”,导致当时的华社蒙受巨大的财务损失,行动党升旗山国会议员刘镇东(左图)直指,马华自这起事件后便诚信崩盘,再也无法取信于民。 除了在1990年全国大选惨败外,他指出,马华在1995年、1999年和2004年大选时靠巫统的两名时任首相,即马哈迪和阿都拉取得佳绩,与马华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他声称,虽然时任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在那期间,进行一些逃离政治的活动,并积极渗入及操控华团,或许有帮助该党的选情,但对当时的大格局影响甚微。 “1995年、1999年和2004年(大选),马华基本上是靠首相赢的。1986年以后,马华有没有存在,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 他表示,我国政治自当时开始,就已经步入“后马华时代”。 马化合作社爆发财务丑闻 刘镇东昨晚在“知识分子与时代精神”许光道文集与潘永强新著推展礼暨讲座上,如是指出。讲座其余两名主讲人是时评人孙和声和政治学者饶兆斌。讲座主持人是隆雪华堂社经委员李英维。 1986年,时任总会长陈群川在领导马华期间爆发“马化合作社风暴”,马化合作社发生财务丑闻,涉及款项高达15亿令吉,约有58万存款人受牵连,令当时的华社义愤填膺。 此事影响了马华在1990年大选的成绩,当时在全国只赢得18个国会议席,比在野的行动党的20席还少。 连续14年直接争取华裔票 刘镇东指出,巫统在马哈迪自1991年2月28日提出“2020年宏愿”,直到2005年7月杪,时任巫青团长希山慕丁在巫青团代表大会上高举马来短剑为止,这连续14年都是绕过马华,直接向华社要选票。 他说,除了1999年大选发生的华团诉求事件,种族色彩比较鲜明外,马哈迪当时鲜少批评本地华裔,若有也只是偶尔批评毗邻的新加坡华裔。 他表示,鉴于世界各地在2011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情,全世界的格局在今年结束后将变得面目全非。 因此他认为,我国必须在“后马华时代”,这个不断改变的格局当中找到新的制度,与他人竞争。 家定倒台后马华不再重要 以撰文评论马华著称的尊孔独中校长潘永强(左图),在稍后的观众分享环节时也表示,自黄家定在去年马华328重选竞选总会长遇挫后,他在3天后写下了最后一篇评论马华的文章。 “黄家定下台后,我就不谈马华了。我从来没批评过蔡细历,因为把黄家定拉垮,我们就算已经大功告成了,过后的马华就不重要了。” 民主化目标是创造新秩序 针对促成我国形成两线制,到底是一个目标还是手段的争论,潘永强认为,“两线制”只是一个追求民主化的短期手段,而民主化的终极目标反而是创造新秩序。 他对于人们在过去三、四年,把“两线制”等同于追求“民主化”的目标,感到非常纳闷,并认为这是非常奇怪的对比。 他举例,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东欧、拉丁美洲和东亚国家,这些国家所有的民主运动和斗士所追求的是打破威权体制,建立合理的宪政体制和国家制度。 “他们没有要求说要建立‘两党制’、‘多党制’还是什么政党体系,因为这不是民主运动所要追求的目标。” “民主运动要追求的,是创造一个新的秩序,新的宪政规范。至于过后是怎样的政党体制,这是没人可把握和规范的。” 潘永强解释,这是因为政党可能会重组或解体,或解放出新的社会力量和政党,根本无法预料。 批“人权浪潮威胁论”落伍 孙和声则批评,前警察总长拉欣诺早前声称,“人权浪潮”将颠覆大马的说法,显示后者的思维仍停留在上世纪70、80年代。 “这显然完全是从一个族群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缺乏宏观的思考,没想到(如今的)大马已经不是1970、80年代的大马。他们的思维还是停留在1970、80年代。” 他点出,从拉欣诺这番言论看来,大马执政联盟中,还有人的思维是停留在上世纪70、80年代,对大马而言是很不利的情况。 他表示,拉欣诺这番言论,让同样身为大马人的他不禁感到脸红。 孙和声指出,自冷战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结束后,目前的全球主流思潮和文化,是追求民主和人权。 “这是个区域化与全球化的时代,也是高度相互依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世界趋势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 大多学术精英束缚于机构 饶兆斌则点出一个目前全球知识阶层所面对的忧虑,就是这些学术专业精英目前大多束缚在大学、智囊团或研究机构服务。 他表示,这些受大学束缚的学术精英,只会在体制内追求升职等名利,而非在体制外成为一个知识分子针砭时弊。 他指出,这个情况在大马更加严重,“很难想象,一个学术界人士可以不在一个机构下生存”。 《当今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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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走,向右走?政治意识形态对对碰论坛

大马政治改革论坛:向左走,向右走?政治意识形态对对碰 日期:11月22日(星期二) 时间:晚上8时正 地点:隆雪华堂楼上讲堂    No.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主办:众意媒体出版社、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主讲:刘镇东(槟州升旗山区国会议员), 丘光耀(民主行动党全国大选备战委员会文宣组组长)& 饶兆斌(大学讲师) 主持:张溦紟(众意媒体出版社) 入场免费,欢迎踊跃出席。任何疑问,请拨电众意媒体(03-9281 8105)或隆雪华堂秘书处(03-2274 6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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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道文集与潘永强新著-下星期二办推展礼暨讲座

马来西亚政论家许光道文集《宁我是灯》及潘永强新著《我们的时代精神》即将面世,新书推展礼暨讲座会将于11月1日(星期二)晚7时45分,在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行。 林连玉基金顾问黄明治先生及资深评论人李万千先生将主礼新书推展,随后由民间学者孙和声、政界新星刘镇东、年轻学人饶兆斌主讲“知识分子与时代精神”讲座。 1980年代是马华舆论界气象开阔的时代;各方健笔之中,许光道(驼侠)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名字,因为他见解独到,敢言人所不敢言。《宁我是灯》收录当年轰动一时的专论文章,让读者回顾这位政论家的独特风格。 《我们的时代精神》收录学者潘永强对近年时局的精彩评论,分析施政失误、宪政失序、政党失职、政治失调、公民社会失灵等弊病所构成的国家衰败、精英堕落和底层破碎,并指出局部改革不会带来实质效果,只有反映时代精神的政经变革才有意义和价值。 该活动由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电话:03-2274 6645)及燧人氏事业联办,入场免费,欢迎公众出席交流。现场将展售燧人氏事业及其它本土新旧书籍,皆有特价优惠。 《宁我是灯》定价RM24,厚246页;《我们的时代精神》RM22,199页,由吉隆坡燧人氏事业出版(电话012-310 3300),从11月中旬开始可在各大书局买到。 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燧人氏事业 敬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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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案

本周遇到的事,刚好环绕罪案的话题。 10月26日星期三在寰宇电视预录本周政论节目——《新闻多看点》,刚好主持人萧慧敏前一晚开车车镜遭砸碎抢劫,在中文媒体和面子书引起涟漪。10月24日在国会部长希山慕丁总结内政部预算案辩论时,与他一来一往问了几道问题。 萧慧敏被抢引起大家热切关注当然因为她是公共人物,但也证明了她本身的经历绝非个案,而是一再地显示出罪案状况普遍日益严重,经历过或者见证或者听说的,大家都满肚子气憋了很久。 社会现象的发生事出必有因。社会其实像人的身体,牵一发动全身。有时脚痛可能和脚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能是脊椎的神经线出了状况。因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脚痛当头痛医最终把好好的病人医坏。最怕途中遇到个牟利的药商,乱开贵药自肥。 涉及财物的罪案何以发生?我的解释很简单,劫匪第一次抢劫多少和社会贫富差距、失业、就业不足、工资过低等有关系,是经济结构的问题。劫匪第二次抢劫可以归因于第一次抢劫没有被抓,是警察效率的问题。 从2012年财政预算案看来,政府不管国际经济全面衰败的格局,闭门造车高喊明年经济成长5-6%;也忘了国际危机的根源是金融衍生产品危机,大谈在吉隆坡设立国际金融中心;也无视国际屋业行情逐渐泡沫化,继续畅谈屋业发展作为刺激国内需求的主要领域。 当经济政策不着边际、不切实际时,罪案累累无疑反映出社会生病了。我说社会生病不是道德化的说法。我说的是政策没有处理好问题的症结,没有照顾好需要照顾的事情。 我国6成人口家庭收入每月不超过3000令吉,4成收入不超过1500令吉。面对突然爆发的通货膨胀,生活吃不饱、饿不死成了共同的窘态。政府除了抄袭民联预算案关注6成人口的说法,并宣布每户获得500令吉津贴之外就毫无对策。 民联提出要推行最低工资、要通过产业提升和自动化减少依赖外劳、要奖励托儿服务鼓励中下层妇女就业以提高家庭整体收入,也提出要改善公共交通、房屋和公共医疗以便增加国内的可支配收入,最终要打破垄断、打破官商寻租活动进一步增加国人的可支配收入。 和部长希山在议会厅内的一问一答,只能说百般无奈。警察的预算案一年比一年高(2010年45亿、2011年57亿、2012年63亿)。但我们并没有具体感觉到更安全。 从警察的人员调派就能明白这个政府关注自己的“安全”,多于你和我和路人甲乙丙丁的安全。从2005年警察皇家委员会改革报告书至今,刑事调查组(调查罪案)和政治部(跟踪政治人物)的人员编制一样多;过时地针对马共而设置的普通行动部队(前野战部队)在森林里就有过万人的编制,城里做巡逻的则少之又少。 抢劫罪案频频发生,源自于资源分配结构与城市设计的困顿,以致人人时刻都成为了潜在的受害者,人们开始相互猜疑与互不信任,更不利于治安改善的问题。媒体偶有报导劫匪当场被公众处于“私刑”,一再凸现警察与政府职能的失灵,也不利于我们共同建设一个宜居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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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快捷通管理不善 3年少收车费114万

总稽查司报告指出,槟城快捷通公司(Rapid Penang)从2007年成立以来至2010年为止,因管理不善导致少收的车费竟高达114万令吉;升旗山区国会议员刘镇东希望由州政府来管理快捷通,因为中央政府并不了解槟城公共交通工具的状况。 据稽查报告指出,由于巴士司机不允许直接向乘客收取车费,乘客必须将车钱投入收费箱内,因此司机往往无法确保乘客缴付正确的车钱。 稽查署官员也发现,当司机将车钱移交保安公司之前,没有一套机制,点算巴士每天的行程究竟收取了多少车费。此外,保安公司点算车钱时,快捷通公司也没有派人监督点算的过程。 该报告指出,槟城快捷通公司自成立以来便一直处在亏损的状态,2008年的税前亏损达767万令吉,2009年的税前亏损更达到1068万令吉。 刘镇东冀州政府接管 因此,刘镇东在接受《光华日报》电访时指出,中央政府应该将快捷通交由州政府管理,这样才能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避免继续有更多的亏损。 他说,中央政府“山高皇帝远”,无法有效地监督公司运转及配合槟城的交通状况,作出更好的一套措施,因此由州政府来管理会更妥当。 不过,刘镇东也表示人民并不习惯乘搭公共交通,因此大马的公共交通会亏损是“正常”的情况,但管理得当将减少亏损。 《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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