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anuary 2013

入世佛教的当代情境与挑战

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举办《2012佛教当代关怀研讨会:佛教的本来面目》,讨论佛教与政治、佛教与公民社会运动等议题,对于马来西亚以华语华文传播佛教的圈子而言,是开风气之先的壮举。 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的提法,始于1960年代冷战时期的越南。佛教徒在共产主义治下的北越政府与美国支持的天主教徒为主的南越政府之间抗衡的情境中,特别是遭南越政府的宗教迫害而群起抗争。洪祖丰在〈何谓‘入世佛教’?〉(《慈悲》2011年7月)指出, “不管在任何时空,‘入世佛教’都有一共同理论,那就是认为我们不能再按传统观点,把贪、嗔、痴等三毒单纯地放在个人层面,因此也不能以为个人的解脱就必然能导致集体的解脱。相反地,在现代世界里面,‘无明’ (delusion, Moha) 已经建制化,成了整个社会一部分。举凡市场经济带来的阶级剥削,种族偏见导致的社会隔离甚至屠杀,专制政府的压迫,乃至工业化引起的环境破坏,都不再是个人修行所能解决的问题。因此真诚的佛教徒在重视个人解脱时,也必须兼顾如何从世间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某个程度上,入世佛教可以算作天主教“解放神学运动”的佛教版本。解放神学指1960-1970年代拉丁美洲的神学运动,宣称教会过去都是与压迫者的政府站在同一边,今后要与被压迫者同一边。 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些人把个人修行看得比其他一切来得重要,也有另一些人主张秉持宗教深层的价值参与公共事务,通过政治过程和政策制订来落实宗教本来的精神。 而伊斯兰教的辩论,很大程度上环绕在宗教到底是以圣典的意旨(“textualists”)还是情境的需要(“contextualists”)为行动的指引;前者在政治上属保守和基本教义派,后者则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前者强调个人行为的规范,后者比较重视社会制度的改革。伊斯兰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后者的道统中。 刘宇光教授阐明“人间佛教”不是“入世佛教”,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入世佛教“坚持现代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及关注公共事务,也重视社会动员来抗议争取所要的改革。”人间佛教“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几乎只局限于在体制内的救济贫病,对需要较激进手法参与的课题则回避之。” 简而言之,入世佛教、解放神学,乃至伊斯兰关注情境的理论家,关怀的是如何在复杂、变动中的世界,由宗教深层价值的引导,呼应时代、改变人类社稷的命运。 宗教与公共政策和社稷福祉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当代的入世佛教,有着哪一些时代的情境与挑战呢?我认为,佛教运动秉持众生平等、护生等理念,至少要对以下的议题有立场:一、身份认同与宗教对话;二、金钱至上的社会价值和贫富差距;三、人权议题。 身份认同与宗教对话 在讨论入世佛教对公共议题与公民社会的参与时,马来西亚以华语华文为媒介的佛教团体和运动,有必要认识到若把佛教和华人的身份认同等同或者“绑得太紧”,只会局限佛教徒的视野,以及在马来西亚这多宗教、多语、多族群和多文化环境中对话的可能。 像佛陀超越印度的种性制度般,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佛教不是华人宗教,更不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宗教。在马来西亚以族群为政治动员模式的社会当中,佛教徒要走出族群的框架,想象超越族群的社会理想,而不是在当中“自得其乐”。 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的论述当中,也有呼吁摆脱狭隘族群(asabiyah)思维,关注全体信徒(ummah)的讨论。 民族这概念不是社会恒常,而是具有社会时代背景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20世纪是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世纪,也是族群、种族主义盛行的年代。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和其他大大小小的战争与冲突,让人们渐渐怀疑民族、族群动员。21世纪是超越民族的年代。 马来西亚以华语华文为媒介的佛教徒,唯有超越华人的身份认同,我们才能看到其他形式的身份压迫,例如沙巴和砂拉越土著的遭遇、印裔的贫穷问题、城市年轻马来人的社会需要、女性和性别平等议题、外劳的工作条件问题等等。 相较于其他宗教,平等在佛教当中,占据最为重要的位置,还有什么比“人人皆可成佛”更为清楚。众生平等是佛教的终极理想。这一信念,必须体现在佛教徒的日常信仰与公共参与中。在身份认同上贯彻众生平等的想法,例如平等对待寺院里的外籍劳工,是寺院、佛教组织、佛教徒身体力行佛教教义的功课。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以华语华文传播佛教的组织,对于与其他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对话,并没有着墨太多。伊斯兰教在国际社会是西方媒体抹黑、视为对手的宗教。然而,伊斯兰并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铁板一块,当中的多元繁杂。在国内,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联邦宗教,是主流与权威。伊斯兰教也是个经历巨变的宗教,其经历过的对峙与冲击,是身处多元宗教国家的佛教徒需要从对话中理解的。 贫富差距与金钱至上 佛教对人的平等的追求,是否能体现在佛教组织对社会的贫富差距的关怀?要怎样确保金钱不至于“万能”到成为人们追求的新宗教? 全球经济自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以来,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面对的是自柏林围墙倒下以来的20余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资本自由在全球流通,使富有的人可以在任何地方(特别是廉价劳工多的地方)投资而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其他国家尤其是先进国家的工人,则因为有中国廉价工厂的竞争而面对薪金停滞的问题。20余年累积下来的贫者越来越多,他们无法面对越来越频繁、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同一时候,全球化也带来了通讯革命,今天的通讯科技相当普及也相当廉宜,连贫者都能沾上边使用通讯科技。简单而言,长期的贫富差距、短期的危机和普及的通讯革命这组社会矛盾,成了阿拉伯之春、美国99%对垒1%抗争等的基本因素。 全球经济自从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垮台的20余年来,因为资本主义不再有共产主义国家的制衡和竞争,贫富差距不再被视为威胁资本主义存亡的问题。《经济学人》(2012年10月13日)指出,全球自1980年代起,只有拉丁美洲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其他所有国家的贫富差距都在过去30年间扩大。今天的马来西亚6成人口家庭收入每月不足3千令吉,是社会的一颗爆发力很大的计时炸弹。 贫富差距是社会动乱、治安不靖的导因之一,也是经济恶性循环(低收入的人赚不到钱、没钱消费、市场因此而萧条)的原因。佛教组织对于贫困,不能单纯只是以慈善救济的方式回应。入世佛教必须从社会贫富差距的根源着手,才有通过制度改革的可能。而全面的回应,就不能只是一国之内的讨论,而是要对全球经济问题有看法和立场。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桑德尔的《钱买不到的东西?金钱与正义的攻防》,可说是2012年的一大好书。作者谈到“样样都可以用钱买”的社会里,市场和金钱被视作万能,并且取代了所有本来属于公共的关系,最终助长贫富差距、贪腐,进而蚕食人们的道德底线,让金钱成了新的信仰。他说,“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事物,一旦被转化为商品,就会腐化或堕落。”建议佛教徒阅读本书,并且以此反思佛教界在处理个人修行、寺院与信众的关系(佛教信仰不应该是以价格交换买卖,也不应该有阶级之分——我们的寺院在这方面要好好反思)、以及佛教组织对于贫富差距、贪腐问题的关怀。 人权 佛教强调慈悲,入世佛教在人权议题上是否要建立一套说法和立场? 普世人权的争取,尽管多少含有基督教思维的痕迹,但是,人生而平等,是最基本的价值观,与佛教的核心信仰完全接轨。《人权宣言》自1948年公布以来,便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标准。联合国和世界各国际组织之后以此原则发出了许多其他的文件和标准。然而,马来西亚的佛教界在人权问题上的努力并不明显。 以死刑为例。我们固然需要佛教组织和师父们为死囚作辅导,让个别死囚“死得好一点”。这当然是功德无量的事。但是,总得也要有其他的佛教组织在政策上努力争取废除死刑。又或者,佛教组织是否在明白司法鞭刑对囚犯的身心创伤以后,只是准备为囚犯作辅导,还是能积极唤起社会、和其他组织串联共同要求废除鞭刑?(参阅国际特赦组织2010年10月关于马来西亚司法鞭刑的报告。,也是我个人关心,更希望佛教组织共同关心的议题。 普世人权的争取,当然不止于死刑、鞭刑和监狱改革,佛教要入世,有必要投入特定能够彰显佛教价值的人权领域,以众人的力量推动社会的改革。 结语 入世佛教是对人间佛教的反思,也是对佛教本身的重新诠释,是佛教徒寻找佛教本来面目,以及对所处时代、社会情境作出回应。 各宗教都有只关注个人修行的信众,也有信众尝试让宗教价值贯彻在社会实践当中。佛教在公共政策与事务的参与,要走出人间佛教的慈善和自力救济窠臼,变成改革社会不公不义的集体力量。毕竟,政治分配资源,宗教分配价值,资源最终按照价值来分配,因此,宗教不应在公共政策的价值分配辩论中缺席。 佛教要面对入世的当代情境与考验,要在身份认同的部分做功课,要走出民族主义和族群动员,回到人本关怀的根本。入世佛教在强调人的价值的过程当中,无可避免要质疑金钱至上、金钱变成“万能”的新信仰,以及挑战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人权也是入世佛教避不开的议题。 入世佛教的上述考验,也要拿到寺院和佛教组织去反思我们对人的平等价值,是否跨越族群、是否不偏颇富裕者、不让金钱至上,以及是否符合人权原则。 入世佛教当然不只要关注这些议题,也要开拓更多的议题与人们的生活和生命的挑战作连接,完成在当代生活与公共政策上实践佛法的努力。 备注:此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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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公共交通史(下)——谁摧毁槟岛的公共交通

上文《槟城公共交通史(上)——国阵做贼喊贼?》提及吉隆坡迷你巴士的历史。槟城的巴士公司乃至公共交通,基本上于1996年以前,是不受吉隆坡的交通朋党主义的影响而自成体系。但是,吉隆坡的迷你巴士关门大吉以后,聪明的朋党和官爷们又不想把旧巴士当成烂铁,所以把吉隆坡的废置巴士运到槟城来。 槟城原有的系统虽然几乎都是私人公司拥有,却算是国内最好的,巴士公司多少还是有钱赚。但1990年代初,随着国内经济高速成长,收入增加、汽车相对容易以贷款购买,全国上下都在买车,加上有了大桥方便驾驶,槟城巴士搭客逐渐减少。 槟岛公共巴士历史从1950年代横跨至1990年代。当时槟岛共有5家巴士公司投入服务,即州政府管辖的槟岛市政局巴士(MPPP Bus)、私人企业的林成成巴士(青巴)、兴巴士(蓝巴)、黄巴及Sri Negara。 当年,槟市局巴士共川行14条路线,大部分路线都是非盈利路线。除了从码头出发,再通往亚依淡、日落洞及峇眼惹玛路的3条线路有利可图,槟市局巴士服务纯粹为人民提供交通便利。 4家私人巴士公司则各司其职:青巴负责川行亚依淡、垄尾地区;蓝巴通往北区直落巴巷、丹绒道光、花地园等;黄巴专走西南区峇都茅、峇六拜机场;Sri Negara则提供短程服务路线,主要川行于安顺路、中央医院及瀑布路一带。 事实上,这几家私人巴士公司在大桥建起、人人拥车后同样面对亏损。因此,1990年代初有的合并、转售或结业,使槟岛公共巴士服务素质日渐式微。 1993年,首相敦马哈迪为首的联邦政府认为槟市局不适宜再管理巴士,且在无利可图情况下指示槟市局出售旗下巴士,由柔佛Transit Link公司接管,是典型的朋党强取豪夺的恶例。 当时,槟民政党政府筹划要重组州内巴士服务。因此,在Transit Link公司入主后,要求它与其他4家公司携手成立联营公司(consortium),希望以拉长补短的营运方式减低业者成本,提升公巴服务素质。但只有林成成巴士公司同意组织联营公司,其他巴士公司则兴趣缺缺,计划最终胎死腹中。 1996年,联邦政府发出准证让迷你巴士进入槟岛“抢滩”,引发长巴与小巴之间的恶性竞争。 所以,真正摧毁槟城公共交通的是吉隆坡运来的迷你巴士。槟城的小朋党把吉隆坡大朋党要销毁的迷你巴士运来槟城,按吉隆坡迷你巴士本来的模式转租给个人司机当个人生意驾驶。 同样的问题也在槟城发生:大巴和小巴都没依照路线川行;小巴司机只载多客人路线、抢客、超速、随意越界和危险驾驶。 不同的是,吉隆坡是人口高速成长的城市,槟城人口相对停滞;吉隆坡的地产发展是拼命往外扩散,槟岛是个海岛,怎样扩散都有个限度。 乘客减少、收入降低的槟城各私人巴士公司,面对迷你巴士的冲击,最终都相继把原本按路线行驶、职员受薪的巴士服务,变成和迷你巴士一样的租凭制度,槟城的公共交通系统从此进入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 追溯过去,其实民政党最没资格谈槟城公共交通改革。槟城今天的格局,是1990年代民政党州政府在公共交通的问题上,尤其是Transit Link和迷你巴士,为联邦政府的巫统朋党“大开山海关”而种下的恶果。 槟城公共交通崩盘,时任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拿督丁福南要负最大责任。丁福南于1999年掌管槟州交通管理委员会,便一直说要重整公共交通。同年,槟岛交通顾问公司Halcrow(合乐)就已经建议中央必须下放交通管理权予地方政府。 2006年4月1日,民政党州政府痛定思痛整顿巴士服务。可是这被称为“第一轮巴士重组”的计划却只是愚人节闹剧一场,短短100天内便宣告失败收场。丁福南当时说,巴士业者长期实行的巴士租赁制度(Sistem Pajak)和不合作态度,是第一轮巴士重组计划败因所在。还说,州政府明白整个操作不在州政府的权限内。从发准证、编排巴士路线图、川行表及执法等,全由联邦政府属下的商用车辆执照局控制,州政府只是协调。 当时的丁福南已以此为由,替本身主导的“巴士百日维新”失败脱罪,试问今天如果联邦政府依然大权一手握、没有权力下放州政府,邓章耀所谓的全新交通系统概念,是否也只是逞一时口快、捞取选票的政治口水? 第一轮巴士重组计划失败后,一直要到2007年快捷通(Rapid Penang)成立后才有所扭转。民政党州政府本来已经在州议会通过法案,注资5千万令吉成立州立巴士公司。但最后却敌不过联邦政府的圣旨,被迫腰斩州立巴士公司的成立,接受联邦政府财政部辖下的快捷通。 快捷通踏足槟城,之前的私人巴士进一步面对亏损、相继结业,正式结束槟城始于1950年代的公共交通系统。 回顾槟城公共交通史,必须看见民政党州政府为巫统朋党公司Transit Link、迷你巴士打开山海关,摧毁了战后50年的公共交通系统的恶果。加上后来更没能力重组槟州公共交通,以及联邦政府国产车政策导致全民拥车格局的形成,都是今天槟城公共交通问题的历史背景。   槟城公共交通史(上)——国阵做贼喊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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