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anuary 2014

刘镇东和黄基明 当今的世界，尤其在亚洲，迫切需要一套全面的中间偏左的论述。  最近在澳大利亚和德国刚举行的选举结果，正如在日本、韩国、台湾和马来西亚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举行的选举一样，除了各国本土的特殊性之外，右翼政党的竞选手法都极为相似。 首先，右翼剽窃了那些表面上左倾的对手的民粹主义论述；其次，再将之结合以对右翼政党有利的民族主义狂热，满足了这危机和动荡时代的选民需求。 即便在德国，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也战略性地向左转，以迎合民众对资本家的越发不满，如此一来，她抢尽了社会民主党的风头。 姑且不论各别国家的本土因素，在如今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时刻，理应代表社会经济底层的左翼政党却该赢不赢，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或许，真正的挑战正是在于，今天的中左民主社会主义总体上已经缺乏了活力的论述。 在亚洲，因为反共的历史，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都被跟共产党扯在一起，而这种混为一谈是相当讽刺的​​。两者基本上是彼此敌对者，但是两者都在冷战高峰期，在亚洲被当作同一类政治意识形态，或者说都被当作共产党，而被残暴地消音了。到了今天，在许多亚洲社会包括台湾、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任何左倾政党都还是受到社会大众质疑的。 在欧洲方面，共产党最有力的对手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而并非右翼政党。社会民主运动接受议会程序之后，为争取和平胜利酌留余地。 但是，由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向右拐，新自由主义者已经通过了减税、创造逃税天堂以及私有化政府职能的宏观经济议程，从而削弱了国家重新分配财富和机会的能力。 与此同时，布莱尔取经于霍克和基廷（ 1983-1996年）的澳大利亚工党政权而构建了新工党。到目前为止，所有跟右翼趋于一致的社会民主党派，皆把“经济理性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奉为金科玉律。 随着苏联及其附庸国的崩溃 – 最显著的记忆乃是柏林围墙被推倒 ，新自由主义再没受到任何意识形态的挑战，无怪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此断言为“历史的终结” 。 然而，在迎接所谓“美丽新世界”的到来之际，对“稳定工作”、“体面工资”和“社会福利”的追求很快变成旧思想。 “全球化”时代的驾临，意味着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人在四面八方寻觅工作，导致竞相杀价的工资水平，而资本家也逃离高税国，寻找“税收假期” 甚至逃避天堂。   从本质上而言，左翼和右翼的主流政党的经济纲领，在实质性问题甚至体现价值方面，不再存有差异。 因此，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而左翼政党理当有很好的表现之际，所有的右翼政党所要做的，只是复制对手的较好的政策，以提高选民的支持率。 右翼之所以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得手，是因为今天几乎没有一致的中左论述，提供我们对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问题有全面了解，同时基于有关分析寻求解决方案。 随着共产主义垮台，“由社会所生产财富和机会，需由国家进行再分配”的想法逐渐被遗忘。接踵而至的，是1990年代以后世界各地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这不仅威胁到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稳定，财富积聚在逐渐膨胀的一小撮超级富豪手中，在总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几乎大肆把社会的消费能力吸走。   在许多方面，我们回到了20世纪初- 那社会动荡威胁会导致资本主义被摧毁的年月。拯救整个情况的，正是改良主义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社会民主党。 然而，鉴于没有共产主义的虎视眈眈，右翼政府不再感觉对于社会民主政策的需要，而沉溺于国内生产总值无限提高，盲目地相信不断生产将带来滴流效应。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预示着一个道理，即：不管有没有滴流效应，但是财富被积累到一小撮富豪裕家庭或个人的投资户头，其增长肯定比前者来得快。 当左翼在议会与右翼在议会抗争时，两者的不同价值观被简化成“正义”和“自由”。随着柏林围墙倒塌，小数人的自由（经济新自由主义）变成主流想法，而正义观也从日常思维消失了。 有鉴于此，为了世界各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正义”和“自由”必须取得新的平衡。换句话说，社会民主主义有待复兴。 而且在亚洲，右翼的意识形态对手不能单靠零星的民粹主义来取胜，它们需要一致的中间偏左政策平台，平衡正义与自由，并寻求在实践中将之整合。 刘镇东是居銮区国会议员、黄基明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副院长

                    The biggest takeaway from the 2013 election is that Barisan Nasional no longer has any more fortresses or fixed deposits. Pakatan Rakyat’s breakthrough in Johor signal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or the BN model…

（雪蘭莪‧八打靈再也5日訊）民主行動黨居鑾區國會議員劉鎮東指出，他是在柔佛州主席巫程豪宣佈不尋求蟬聯後，決定參選州選，以便在來屆大選落實“柔佛州作為民聯前線州”計劃，所以他希望這是一場君子之爭。 “如果他沒有宣佈不尋求蟬聯，我也不會參選，他多次宣佈後，才有黨員和支持者支持我帶動柔州行動黨。” 他接受星洲日報專訪時說，巫程豪於週一（2013年12月4日）致電給他，詢問他是否參與州選，並表示本身還在考慮是否要多領導柔州多一、兩屆。 “我告訴他，我已經決定參選。 至於他（的動向），如果他考慮後決定尋求蟬聯，既然我已經宣佈了，希望這是對理念、理想、方向的討論，而不是個人的爭執，可以是君子之爭。” 劉鎮東：為未來方向參選 劉鎮東於今年1月1日宣佈將參與1月12日的行動黨柔佛州選舉，並表示如果中選為15名州委之一，願意擔任新任主席。 劉鎮東指出，這次州選對行動黨和民聯都很重要，他參選並非為了個人，而是未來的方向。 “接下來要如何走下去，看起來很大（成功的）機會，挑戰也很大，如何在半城鄉紮根不容易，需要更大的視野。” 詢及他與巫程豪的關係，他說，他與巫程豪可以坐下來聊不同意見看法的朋友，如果他認為巫有做不對的地方，也會當面提出。 他說，黨選不是“人頭的安排”，而是議程的討論，如果只是安排人頭，與國陣沒有差別，行動黨的黨選是檢討下一步行動的時機。 “我們不知道何時會大選，或許不久後經濟變得更加不好，國陣會考慮提早選舉也說不定，現在就應該開始思考。要爭取半城鄉選民的支持，都是行動黨前所未有的挑戰，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團隊需要思考的方向。” 指巫確有影響力 他說，選民不想看到行動黨的人事紛爭，而是擬定未來的方向可以反映他們的願望，支持者還是希望改朝換代，黨選不應以人事糾纏為主，而是討論未來計劃。 詢及巫程豪在州內掌控了大約80%支持率，他說，巫程豪的確很有影響力，這些年來對柔州行動黨的貢獻大以及值得致敬。 “我和林吉祥、張念群放棄原有的選區南下，希望全面帶動，甚麼職位不重要，把柔佛行動黨作為重要的戰區，思考去打未來的選戰才是重點。我們強的地方，在於像長期征戰的林吉祥，不是為了位子。我們的黨員也一樣，其實也沒有甚麼東西好分的，黨員要的是榮耀、希望和理想。” 詢及萬一落選，他說，他已經提出他的計劃，盡力爭取支持，並非對他個人的支持，而是最重要的是計劃獲得落實，505大選後他也沒有在柔佛部署和設立新支部。 南下競選盼開疆拓土 去柔非“坐享其成” “我不是去柔佛｀坐享其成’，如果要（上陣）安全區，我無需離開原有的選區（檳城升旗山國會）。” 也是行動黨政治教育局主任的劉鎮東於2008年當選檳城升旗山國會議員，去年505大選則南下競選並當選為居鑾國會議員。 詢及他被視為“國王的人馬”，由黨中央安排在柔州一事，他說，在他不是很長的政治生涯來說，他希望不斷開拓，為了清楚的議程開拓，2008年去檳城是因為集中資源攻破檳州，2013年去柔佛州參選是可以開疆拓土。 他說，巫程豪在2012年3月中聯絡他有沒有打算到柔佛州參選，他即從國會南下與巫程豪談到半夜，討論如何把全國資源調到柔佛等備戰大選的工作。 他指出，巫程豪也有詢問其他領袖，不過各有各忙，他在執政州屬檳城有團隊，也有接班人可以接棒，所以可以南下。 “當時大家都同意，巫程豪也同意，柔佛的國席由全國領袖帶動，柔佛州內有很多新人競選州議席，以比較強的領袖帶動，州議席也跟著變強，選戰是全盤的思考。中央和州的分野是不成立的。” 到柔州跑透透 一步一腳印瞭解柔州 劉鎮東說，他答應巫程豪開始在柔佛州跑動，於是他在2012年4至8月，每兩個星期在柔佛一次，幾天跑動；9月開始就展開吉隆坡－柔佛－檳城3地跑透透，走遍鄉鎮，一步一腳印地理解柔佛州。 “我們在505大選成功打破這個國陣堡壘，現在鎖定的戰場在柔北和柔中，我們必須說服半城鄉的選民，而柔佛州的經濟需要有新論述。” 他指出，他在大選時參選，也面對對手提出的“外州人對壘本州人”的問題，而選民已經通過投票給了答案。 “行動黨沒有中央－－州不和的問題，外人看來，他們要的是一個強大的行動黨，選民也不在乎是何人上陣，他們要看到資源投注在州內。最重要的資源是林吉祥，我們把最重要的｀招牌’調下來，因為為了長遠的重要性，攻破國陣最後的堡壘柔佛州。” 來屆盼說服友黨 派重量級領袖南征 劉鎮東說，來屆希望說服伊斯蘭黨和公正黨的重量級領袖一起南移，一起攻打這個柔佛民聯前線州。 “柔佛州有26個國席，18個是混合選區，民聯在這18個選區都有機會｀掃完’。” 他指出，未來幾年要把林吉祥和其他領袖的影響力發揮得極致，加上民聯緊密合作，奪下柔州政權也未必不可能，柔佛的56個州席中，民聯已經取下18席位，只要有29席即可執政，18席和29席相距不遠。 他說，柔佛將是全國最重要的戰場，把全國的資源調動到柔佛州，就好像他在2008年配合行動黨秘書長林冠英到檳城攻破堡壘。 “當時我想，行動黨要突破檳城，需要林冠英帶動，當時沒有想到會贏，只是要加強整個團隊，升旗山（國席）其實不好打。” 他說，柔佛州是一個全國關注的前線州，505大選民聯打破國陣在柔佛的堡壘，也是行動黨首次在半城鄉的選區勝出。 “放眼來屆大選，必須及早部署，如果民聯要執政，至少須在西馬半島拿下100席國席，民聯在柔佛州可以贏取更多國席。” 未來幾年 須與友黨緊密合作 劉鎮東指出，民聯大選秘書處在505大選後檢討會議中曾經討論，執政州在國會選區、州層級和地方上的合作緊密；但是在民聯沒有執政的州屬，州層級方面未充份合作。“我認為未來幾年，必須與友黨伊斯蘭黨、公正黨建立至少到國會選區的緊密合作，以準備執政的想法建立合作關係，而不是到了接近大選才進行。” 他說，選民反映行動黨必須加強民聯的合作，3黨都強大，才能有改朝換代的可能，而柔佛州是關鍵。

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发疯是反覆做著相同的事，却期待会出现不同结果。」换句话说，重复失败的方法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倘若用同样手法，或者更糟糕什么都不做，而期望把马来西亚从经济问题泥沼中救出，无疑是发疯的行为。 自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伊始，我国经济就长期没有太大的进步，也未进行结构性改革。在政策失灵、缺乏远见以及对既得利益者诸多顾忌的情况下，我国是否即將迎来「完美风暴」？ 但政府也不是完全没有想过要改革。敦阿都拉在2003年接任首相棒子后，就尝试打压既得利益者，然而他最终发现自身无力驾驭这些既得利益怪兽。 纳吉于2009年接掌首相一职，並在隔年3月推介了「新经济模式」。该模式摒弃血汗工厂式投资和劳动力投入，转至人才培训和创意模式，期望把我国经济提升至另一层次。 新经济模式算是稍微激进的政策思维，但过后迅速消失在「经济转型计划」包装底下。现在就连新瓶装的旧酒，也还得屈服于土权会等右派组织的种族主义叫囂。 505大选后，政府看来只忧心国际信贷评级机构的评价。削减津贴、提高价格和增收税务都以「財政稳定」之名进行。 然而，只肤浅地依赖提高税务和减少津贴来解决两大財政风险——高赤字和高债务，是没全盘考虑国家会面临的宏观经济危机。 以下是当今马来西亚面临宏观经济风险的主要原因：2015年4月推行的消费税、电费及过路费暴涨，会吞噬可支配收入，减低国內需求，进而导致通胀。 大马经济潜在危机 美国量化宽鬆政策已开始走到尽头。我们將在2014年或2015年迎来高利率时代。高利率更加减低国內消费。当美元开始升值，进口將变得更昂贵。另一方面，令吉贬值並不会让出口获益，因为欧美就业率不理想，对我国的出口需求並不一定会太高。不但如此，一些在亚洲设厂的美国业者，將把厂房重新转移至美国。因此，马来西亚出口导向经济成长受到限制。 若非今年，棕油价格也预计將在2015年回软。虽然最近海燕颱风导致椰油供应短缺，但大豆预估將大丰收，因此大豆油供应过多。 乡区城镇小园主多依赖原產品为生，因此潜在棕油价下降將引发马来西亚政治风暴。 我们还要问的是，是否会出现房地產泡沫化？若电费飆涨、落实消费税、量化宽鬆结束的高利率和低价棕油一同发酵的结果会是什么？只要一人开始违约无法还债，经济崩溃將一触即发，尤其是国內债务佔了国內生產总值的83%之多。 除此之外，评级机构加紧监视管理差劲的大马官方財政，或会导致政府需负担更高的借贷成本，进而推高利率，让全民承担恶果。 最基本问题是，马来西亚经济成长追不上政府开销。若国內生產总值（GDP）更佳的话，那么评级机构会认为债务和赤字对GDP比率尚在掌控范围之內。 自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经济已曝露出数个矛盾点。 首先，自从1971年檳城设立自由贸易区后，马来西亚经济仍然是出口导向。但製造业占GDP的比例下降，更依赖天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棕油出口。 一些人认为，薯片与晶片出口並没分別。我不认同，因为晶片比薯片更具有附加价值。製造业需时培养来成长，但我国看起来是过早去工业化。依赖以资源为基础的出口是不当的。 此外，政府没认真扶持中小型企业，转型为全球性企业。当欧美国家財富不足以消费我国產品，我们是时候从以西方国家为出口终点，转至发展国內消费及深入打进亚洲市场。 在此框架下，「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对我国来说，外交粉饰更甚于经济考量。除非印尼和中国被纳入，否则该协定对马来西亚经济未来只是个过时市场的联盟。 第二，政府过时地以税务优惠和长期津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作为我国经济推手。但这没考虑到该投资是牺牲环境和健康，如关丹莱纳斯稀土厂。 另一方面，最近揭露的非法和合法资金流出，与我国经济规模相比是十分巨大的。政联公司和法定机构，没好好利用手头大量现金，为国建立更深厚的科技基础。反之，把资金投入在投机性房地產，例如在英国伦敦大肆炒卖房地產。 第三，马来西亚依赖外国非技术工人的程度，与国家小规模经济相比，是十分高的。另一边厢，高技术人才一直往外流。 该两项是相连的。大量廉价外劳涌入不但压低本地非技术劳工薪资，相对来说產业提升及科技进步十分昂贵，因外劳低工资可轻易填补產业生產力，致使劣幣驱逐良幣。 同样的，可以帮助科技提升的高技术员工，也因为得不到应得工资而离乡背井。 第四，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在被牟利政府及朋党搾乾后，前者被逼大量借贷，因而杀鸡取卵，降低国內需求。我国长期经济成长也受到伤害，因为老百姓无法存钱，更遑论进行投资。 眾所皆知，贪污及政府挥霍无度是推高赤字和债务的因素。但我们尚未完全探析牟利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重新思考经济走向牟利政府把自己当作私家车经销商，而不是公共交通提供者，导致家庭债务高企。 牟利政府把自己当作屋业发展商股权拥有人（政府在著名发展商持有股份），而不是提供可负担房屋。 牟利政府把自己定位为私人医院股权拥有人（大部分的私人医院是政府官联企业所拥有），而不是提供优质的公共医疗服务。 这些朋党、垄断暴利寡头及基本设施私营企业，通过搾乾老百姓血汗钱，降低人民生活水准。马来西亚家家户户必需品和服务如白糖、邮政局、水务、网际网络和通讯公司，都是朋党牟利魔爪所伸之处。 为了避开「完美风暴」，我们需要更广泛討论来重新思考我国经济走向。重复做著相同的事，我们就不能期待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

2013年大选的其中一个重大的意义是，国阵不复拥有堡垒区或定存州。其中，民联在柔佛州的突破，是终结国阵政治与经济模式的开始。若能够赢下柔佛，民联就能执政全国。然而，民联需要开发本身的政治与经济论述，才能取代国阵的柔佛模式。 柔佛是国阵模式最精致的安排。独立以来，联盟（国阵前身）模式是表面的各族精英共治。自1970年代，国阵能维持柔佛模式，因为巫统一般可以获得6成以上的巫裔选票，2008年以前国阵可以斩获至少4成的华裔选票。 尤其是在2003年选区划分以后，大部分柔佛州国会选区成为多元族群混合区。在26个国会选区当中，有18个议席拥有不到6成马来选民，意即另有4成或以上选民是非马来人。 2003年的选区划分，背后脉络是因为马来选民在1999年不支持巫统，但华裔选民支持国阵，因此致使大部分新划选区是混合选区。然而风水轮流转，2008年国阵在吉隆坡以北失去的半岛议席都是混合选区。 2013年初，我提出“火烧连环船”的说法，点出国阵柔佛模式的弱点，国阵有可能丢失18个多元族群国席，其中13个国席沦陷机率很高。尽管民联在505大选只赢了5个国席，但国阵赢得的其中8个席位在扣除军警票后，只以微差赢得，这包括昔加末、士基央、拉美士、礼让、麻坡、地不佬、巴西古当、蒲莱等国席。 柔佛国阵选后的困境是支持率大幅下滑，所获的马来选票没超过6成，华裔支持率则跌破两成，同时没获得过半印裔选票。 以巫统目前继续在族群政治上走偏锋的趋势来看，非马来人的选票不会大幅回流国阵。巫统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保住马来小市民和非精英选票。巫统已经渐渐被视为维护政治精英与朋党的利益集团，与小市民的生活脱节，甚至压榨小市民的生活品质。 未来数年的选民结构，将有两个大趋势。 第一，来届大选，全国新选民可能高达600万人。2008年的总选民人数约1千万人，2013年共有1600余万人满21岁，总选民人数1300余万人。每年新增适龄人口50-60万人，加上原本已经适龄但尚未登记的人口，新选民可达600万人。 第二，新选民当中，马来选民占三分之二以上比例，反映马哈迪上台所推行的人口政策。 越多马来新选民，越会让巫统和国阵头痛；越多非精英，就需要更多的就业机会与社会机制，自然会有更多不满的声音。 民联在当今涨风和民怨很深的时刻，应提出如何同时协助非马来人占大多数的中小型企业与马来人占大多数的半城乡劳动人口。同时，也要在新的愿景当中，理解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特别是柔佛子民的期许与愿望。 我对柔佛政治与经济出路的初步理解包括以下数点： 第一，2008年是非马来人海啸，2013年是城市海啸，来届大选海啸震央在半城乡。我不同意本届大选民联输掉乡区的论述。真正的乡区，早已被巫统和伊斯兰党瓜分。民联以微差在全国输掉的选区，多在半城乡国席，在柔佛尤其如此。 第二，2013年选举, 民联经振林山之役, 已经在柔南都会地区取得突破。来届大选，柔佛的主战场在柔中与柔北。如何提出二线城市和乡镇的新愿景，如何通过改善火车等交通服务、城镇之间的连接，将决定民联在半城乡议席的成败。 第三、联邦和柔佛州政府的经济政策只专注于以房地产为主的伊斯干达特区，忽略了柔中与柔北。房地产过热将导致经济泡沫爆裂的风险，而专注房地产发展意味着柔南的小市民，就算特区就在眼前，也没有得到实质好处。 第四、农业和种植业在幅员辽阔的柔佛占相当大的比例，民联必须提出农业的产业升级的想法。对国阵不利的是，国际棕油价格是众多小园主的政治风向球，未来两年棕油价下跌的可能大于上涨。 第五、2013年各族中产阶级支持民联，但马来中下阶层，特别是住在半城乡地区，对民联的支持率还有待改善。民联必须理解和全面地通过为中下阶层，寻找经济出路。真正的长久之计，是全面协助以非马来人占大多数的中小型制造业提升和转型，减少依赖外劳，全面提升本国员工，带来整体经济高技术、高生产力、高工资的良性循环。 后505的政治需要更全面的经济论述支撑，也需要超越现有的格局，看到新的挑战与机会。作为未来最重要的政治前线，柔佛州更需要全盘的思考和经营。

刘镇东（林宏祥笔录） 前言 “五月五，换政府”召唤的激情即使未能迎来“马来西亚第二次独立”，却激烈冲撞原有的政治生态，给未来开创新的想象。 第13届全国大选居銮国会选区之战，乃典范之争。原任议员、副部长何国忠，挟着华社独立后对马来西亚的政治想象，在时代交叉的关口，面对来势汹汹的“马来西亚2.0”之挑战。从政治语言到竞选策略，居銮选战让我们看见政策辩论如何破解传统的服务牌与乡情夙愿，而网络宣传以及“全民参与”的动员方式，又如何扭转过去华团领袖、各界名人在主流媒体给国阵候选人造势的局面。 在15天的竞选期中，居銮成了一个平台，把知识界、文化界、政治界等各地人物卷入，仿佛在解决着一个世代的分歧与纠葛。居銮共有86,732名选民，族群结构为49.26%华人、39.57%马来人、9.79%印度人以及1.38%其他民族。505当天投票率高达86.80%，民联/民主行动党候选人刘镇东获40,574票，即以7,359张多数票，击败国阵/马华公会候选人何国忠（33,215票）。 “让全国看见居銮，让梦想不再出走”是刘镇东的竞选口号之一。505大选落幕百日后，我们不妨倒过来“从居銮看马来西亚”-以居銮为个案，再延伸分析柔佛战情在此届大选的意义，召唤马来西亚未来改朝换代的梦想。 （一）为“居銮之役”定调 何国忠从政前先后出任马来亚大学东亚系主任及中国研究所所长，后于2008年竞选居銮国会议席，在“308政治海啸”中以3,781多数票为马华公会保住此柔佛国席。此届大选，何国忠一开始就将自己困在旧的政治模式里，喊出“居銮之子”口号，把此战役定调为“居銮人vs外来者”，图以乡情、服务牌争取选票。何国忠甚至以不点名方式揶揄民主行动党候选人刘镇东与陈泓宾（明吉摩州议席）不熟悉居銮，对此地一无所知，“出席活动时都会迷路”[1]。 当时刘镇东回应，林冠英在五年前出任槟城首席部长时，对当地同样不熟悉，而今他不仅获得当地人认同，甚至还在当地造路、铺路[2]。有趣的是，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早在3月30日正式宣布刘镇东为居銮候选人时，就为行动党将此役定调为“政见对政见、政策对政策、政府对政府”，把格局上升到两个阵线的对决。“告别腐败，改朝换代”愿景感召的激情，淹没了传统的乡情、服务牌。 “居銮人vs外来者”的策略格局困住了何国忠，导致他不仅未能在选战中突显自己“知识分子问政”的特质，甚至没有建立“体制内的良知”之形象。反之，这样的定调让他降到一般马华公会候选人的水平，沿用一套脱离民情的语言、战略与模式竞选。在这样的竞选模式操作下，选民很难区分候选人究竟是何国忠，还是蔡细历–简言之，其竞选策略团队平白浪费了何国忠具备的候选人条件。 （二）知识/文化界的对决 媒体一度将居銮之役形容为“师生战”[3]，虽未掀起太大的涟漪，却也让何国忠借题发挥。除了早前接受《星洲日报》专访时指称“在中华文化熏陶下，师生战对自己而言，输赢都不光彩”[4]，何国忠在5月2日“居銮之子，风雨同行”晚宴发表演说时也表露：“刘镇东是我的学生。容许我说一点点我心中的话……那一点点。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来居銮？为什么你不去其他地方（竞选）？”[5] 刘镇东当时改编了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句回应之–“吾爱吾师，吾更爱马来西亚”，在大是大非前舍“师生情”取“真理公义”，是时代的抉择。更有趣的是，何国忠在晚宴演说中接下来的一段话：“…可能你（刘镇东）是无意的，也可能你是有意的。但是呢，你制造了我们文化界的分裂。今天，有一半的人支持他，一半的人支持我。结果，出现了很多人身攻击的事情。”[6] 由于何国忠与刘镇东的重叠性（学术背景、活动圈子等）蛮高，居銮之役确把许多文化界、知识界、政治界的人士卷进来。在某个程度上，一个世代积累的政治分歧与人事纠葛，仿佛找到“了结”的新平台。新纪元学院前院长潘永忠公开力挺何国忠后，刘镇东就接到前院长柯嘉逊的来电，表示愿意公开发文告挺刘镇东。另外，留台联总前总会长姚迪刚、大马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叶啸等人声援何国忠之举，在面子书上遭网民大肆挞伐抨击，对过去享受光环、鲜少面对公开质疑的文人，乃一大“文化震撼”。 姑且不谈网民直接、咄咄逼人的表达方式如何让过去相互取暖、表面和谐的知识圈、文化人感到不适，“师生战”提出后，刘镇东团队的外援周忠信建议将之提升为“学者战”。原籍居銮周边新邦令金、也是銮中校友的旅台学者曾庆豹就说， 人的一生，老师很多，真正影响刘镇东的其中一人是曾庆豹本人。5月3日，来自不同学术单位、研究机构、跨越族群的60名学者与政治分析员发表联署声明，力挺民联候选人刘镇东为一名能够解决国家社经困境的国会议员[7]。 （三）马来西亚1.0与2.0之争 针对居銮之役，政治评论人黄进发“新旧知识分子之争”[8]的分析极为贴切，即何国忠代表的是忧国忧民的旧知识分子，属于马来西亚1.0世代，面对扬言开创国家未来50年的马来西亚2.0新世代知识分子群与选民群。 某个程度上，何国忠的政治语言很难走出“华社”的框框。在“居銮之子，风雨同行”晚宴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难道我们一定要在大选的时候，将师生的感情割裂，将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割裂，将我们最伟大的人伦的基础分化，这个是我们的中国文化吗？但是，这些都在这几天发生了！”[9] 更甚的是，何国忠投折出马华公会前总会长黄家定时代“逃离政治”[10]的精神面貌，谈及自己如何促成乡团集聚办活动时，他说：“那大家都知道，我在大会上演讲，我从来不谈政治。为什么不谈政治？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来从政。政治不一定要讲不好的话，政治不是要将人性的弱点散发出去。政治不一定是要你攻，或者是我攻……”[11] 当马来西亚华社已为干净与公平选举诉求（BERSIH）、反莱纳斯稀土厂运动而与友族并肩上街时，何国忠却为居銮“一年出现好几次万人的街头表演”[12]感到骄傲，为“我们的中国文化”而忧，甚至因“从来不谈政治”而感到自豪。显然，何国忠依然停留在上世纪的社会氛围想象中，殊不知海啸始于地壳的转移，而政治海啸则始于世代、民情、典范的转移。 （四）“全民参与”的动员方式 刘镇东于2013年3月开始在居銮走动，以“朋友拉朋友”的方式，在媒体镁光灯之外，安排为数几十人的小型聚会。有别于何国忠会晤“有头有脸”的地方团体领袖的串联方式，刘镇东相信“每个人都有均等的影响力”，关键在于有没有遇到适当的意见领袖，包括“咖啡店”里的意见领袖。 一个月下来，刘镇东拜会了数百名“没头没脸”的当地人（普通老百姓），一般先以简短的自我介绍开始，然后让当地人提问、发言，触及课题包括治安、经济、政治等。刘镇东尝试将小市民的生活细节与国家政策挂钩，解答他们的疑问。至于地方课题，刘镇东更多时候是个聆听者，而前来者在不公开的情况下，也愿意跟他分享。 数十场的闭门会面后，刘镇东自觉捉到感觉，也相对“踏实”。民联团队也提出《居銮2.0》的政策论述，提出居銮要复兴，要靠全国火车服务快速可靠，靠“大居銮”连接周边城市小镇，在通过居銮在地重新发现文化旅游事业和高科技农业。 刘镇东、陈泓宾竞选团队强调“全民参与”，透过互联网面子书征求物资、动员选民出席竞选活动。宣传海报以民联的橙色为主，并把一国两州候选人（P152居銮、N28明吉摩-陈泓宾、N29马哥达-凯鲁费兹）绑在一起，以民联团队出击。接近投票日时，全城掀起“黄绿红”热潮，草木皆兵–居銮人兴奋地穿上购价马币5.05元的衬衫，表达“改朝换代”的决心。4月30日起，因公共假期返回家乡的人们渐渐多了，最后数日的演讲会，从单向的演说，变成多元节目、主角多元的“嘉年华”，再把全民参与的精神进一步推高。 何国忠祭出的乡情牌、服务牌，乃至师生情皆未奏效，而当其圈子闻人前来相挺时，却引发另一批知识界、文化界活跃分子的加入、反击，抵消了原来预计的效应。吊诡的是，以知识分子姿态从政、作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何国忠相对而言并未获得太多体制内外、跨族群知识分子的鼎力支持，或在某个程度上反映马华公会在制度里影响力式微的悲凉。 （五）“The ground has shifted” 4月27日，行动党主席卡巴星（Karpal Singh）与马华公会总会长蔡细历，双双以“战车”抵达居銮，惟双方人气悬殊，民联以逾万人头压倒国阵的两百人。实际上，在这场选战中，马华公会一味“抄袭”行动党的竞选模式，如战车、吉祥物乌巴（Ubah），却不知道“战车”乃为弥补民联租不到礼堂的缺陷，而不小心成了街头造势的“道具”。当马华公会在政治斗争理念与技术层面都陷入“不知为何而战”的茫然，此役注定埋下败笔。据悉，当晚马华公会信心崩盘，深感已挽不回华人票。 然而，无论是何国忠或马华公会都面对“纯华人操作”的局限，因为国阵是以族群分类的方式，把竞选工作外包给各自政党，即巫统负责马来选票、印度国大党照顾印裔选票、马华公会则争取华裔选票。印度国大党自308后在当地几乎销声匿迹，刘镇东团队于竞选期间在印度园丘可说是“进出自如”，成功稳住印裔选票。 何国忠后来试图透过当地华团力挽狂澜，惟一些华团人士已在早前私下告知刘镇东，会支持后者，尽管在表面上仍然需要与国阵/马华公会/何国忠维持良好的关系。一句话，”The ground has shifted”–何国忠基本盘已随世代、典范的碰撞而转移，505当晚再也抵不住往南袭卷的“政治海啸”。 （六）马来选民：经济关系投射到政治上 民主行动党能在居銮取胜，基本上反映了“华人票够多，而马来票不会太少”的现实状况。乡区马来人因资讯封锁而对行动党心生恐惧的事实不在话下，而民联似乎也没有太多条件攻下类似乡区，如恳殖民区（FELDA）。然而，刘镇东认为民联在资讯相对流通的半城乡保有突围机会，惟需破解巫统在马来社会进行的负面宣传。 问题是，在类似半城乡的地区，往往华裔小商人、外劳、马来工人之间存在一种很困顿的经济关系。没有得到政府资助的华裔小资本家或雇主，在普遍中下马来劳工的眼里，是剥削者。这种马来劳工对华裔雇主普遍不满的情绪，经由巫统“华人=行动党，行动党=华人”的煽动，再投射到政治上，造成马来选票的低落。换言之，巫统成功利用这层紧张的经济关系，征服了马来选票。 刘镇东以为，民联未来的关键不在乡区，而在于如何攻陷类似上述的“半城乡”，如礼让（Ledang）、麻坡（Muar）、霹雳的丹绒马林（Tanjong Malim）等。 结语：柔佛之役终结巫统西马票仓 505大选前，刘镇东在《火烧连环船》一文中预测：“假使35%马来选票、80%华裔和50%印裔选票投给民联，民联可在柔佛赢得20个国会选区。如果国阵在柔佛火烧连环船，民联单凭半岛的议席，就可跨过112席执政门槛。”[13]…

居銮之役：典范之争 刘镇东（林宏祥笔录） 前言 “五月五，换政府”召唤的激情即使未能迎来“马来西亚第二次独立”，却激烈冲撞原有的政治生态，给未来开创新的想象。 第13届全国大选居銮国会选区之战，乃典范之争。原任议员、副部长何国忠，挟着华社独立后对马来西亚的政治想象，在时代交叉的关口，面对来势汹汹的“马来西亚2.0”之挑战。从政治语言到竞选策略，居銮选战让我们看见政策辩论如何破解传统的服务牌与乡情夙愿，而网络宣传以及“全民参与”的动员方式，又如何扭转过去华团领袖、各界名人在主流媒体给国阵候选人造势的局面。 在15天的竞选期中，居銮成了一个平台，把知识界、文化界、政治界等各地人物卷入，仿佛在解决着一个世代的分歧与纠葛。居銮共有86,732名选民，族群结构为49.26%华人、39.57%马来人、9.79%印度人以及1.38%其他民族。505当天投票率高达86.80%，民联/民主行动党候选人刘镇东获40,574票，即以7,359张多数票，击败国阵/马华公会候选人何国忠（33,215票）。 “让全国看见居銮，让梦想不再出走”是刘镇东的竞选口号之一。505大选落幕百日后，我们不妨倒过来“从居銮看马来西亚”-以居銮为个案，再延伸分析柔佛战情在此届大选的意义，召唤马来西亚未来改朝换代的梦想。 （一）为“居銮之役”定调 何国忠从政前先后出任马来亚大学东亚系主任及中国研究所所长，后于2008年竞选居銮国会议席，在“308政治海啸”中以3,781多数票为马华公会保住此柔佛国席。此届大选，何国忠一开始就将自己困在旧的政治模式里，喊出“居銮之子”口号，把此战役定调为“居銮人vs外来者”，图以乡情、服务牌争取选票。何国忠甚至以不点名方式揶揄民主行动党候选人刘镇东与陈泓宾（明吉摩州议席）不熟悉居銮，对此地一无所知，“出席活动时都会迷路”[1]。 当时刘镇东回应，林冠英在五年前出任槟城首席部长时，对当地同样不熟悉，而今他不仅获得当地人认同，甚至还在当地造路、铺路[2]。有趣的是，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早在3月30日正式宣布刘镇东为居銮候选人时，就为行动党将此役定调为“政见对政见、政策对政策、政府对政府”，把格局上升到两个阵线的对决。“告别腐败，改朝换代”愿景感召的激情，淹没了传统的乡情、服务牌。 “居銮人vs外来者”的策略格局困住了何国忠，导致他不仅未能在选战中突显自己“知识分子问政”的特质，甚至没有建立“体制内的良知”之形象。反之，这样的定调让他降到一般马华公会候选人的水平，沿用一套脱离民情的语言、战略与模式竞选。在这样的竞选模式操作下，选民很难区分候选人究竟是何国忠，还是蔡细历–简言之，其竞选策略团队平白浪费了何国忠具备的候选人条件。 （二）知识/文化界的对决 媒体一度将居銮之役形容为“师生战”[3]，虽未掀起太大的涟漪，却也让何国忠借题发挥。除了早前接受《星洲日报》专访时指称“在中华文化熏陶下，师生战对自己而言，输赢都不光彩”[4]，何国忠在5月2日“居銮之子，风雨同行”晚宴发表演说时也表露：“刘镇东是我的学生。容许我说一点点我心中的话……那一点点。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来居銮？为什么你不去其他地方（竞选）？”[5] 刘镇东当时改编了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句回应之–“吾爱吾师，吾更爱马来西亚”，在大是大非前舍“师生情”取“真理公义”，是时代的抉择。更有趣的是，何国忠在晚宴演说中接下来的一段话：“…可能你（刘镇东）是无意的，也可能你是有意的。但是呢，你制造了我们文化界的分裂。今天，有一半的人支持他，一半的人支持我。结果，出现了很多人身攻击的事情。”[6] 由于何国忠与刘镇东的重叠性（学术背景、活动圈子等）蛮高，居銮之役确把许多文化界、知识界、政治界的人士卷进来。在某个程度上，一个世代积累的政治分歧与人事纠葛，仿佛找到“了结”的新平台。新纪元学院前院长潘永忠公开力挺何国忠后，刘镇东就接到前院长柯嘉逊的来电，表示愿意公开发文告挺刘镇东。另外，留台联总前总会长姚迪刚、大马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叶啸等人声援何国忠之举，在面子书上遭网民大肆挞伐抨击，对过去享受光环、鲜少面对公开质疑的文人，乃一大“文化震撼”。 姑且不谈网民直接、咄咄逼人的表达方式如何让过去相互取暖、表面和谐的知识圈、文化人感到不适，“师生战”提出后，刘镇东团队的外援周忠信建议将之提升为“学者战”。原籍居銮周边新邦令金、也是銮中校友的旅台学者曾庆豹就说， 人的一生，老师很多，真正影响刘镇东的其中一人是曾庆豹本人。5月3日，来自不同学术单位、研究机构、跨越族群的60名学者与政治分析员发表联署声明，力挺民联候选人刘镇东为一名能够解决国家社经困境的国会议员[7]。 （三）马来西亚1.0与2.0之争 针对居銮之役，政治评论人黄进发“新旧知识分子之争”[8]的分析极为贴切，即何国忠代表的是忧国忧民的旧知识分子，属于马来西亚1.0世代，面对扬言开创国家未来50年的马来西亚2.0新世代知识分子群与选民群。 某个程度上，何国忠的政治语言很难走出“华社”的框框。在“居銮之子，风雨同行”晚宴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难道我们一定要在大选的时候，将师生的感情割裂，将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割裂，将我们最伟大的人伦的基础分化，这个是我们的中国文化吗？但是，这些都在这几天发生了！”[9] 更甚的是，何国忠投折出马华公会前总会长黄家定时代“逃离政治”[10]的精神面貌，谈及自己如何促成乡团集聚办活动时，他说：“那大家都知道，我在大会上演讲，我从来不谈政治。为什么不谈政治？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来从政。政治不一定要讲不好的话，政治不是要将人性的弱点散发出去。政治不一定是要你攻，或者是我攻……”[11] 当马来西亚华社已为干净与公平选举诉求（BERSIH）、反莱纳斯稀土厂运动而与友族并肩上街时，何国忠却为居銮“一年出现好几次万人的街头表演”[12]感到骄傲，为“我们的中国文化”而忧，甚至因“从来不谈政治”而感到自豪。显然，何国忠依然停留在上世纪的社会氛围想象中，殊不知海啸始于地壳的转移，而政治海啸则始于世代、民情、典范的转移。 （四）“全民参与”的动员方式 刘镇东于2013年3月开始在居銮走动，以“朋友拉朋友”的方式，在媒体镁光灯之外，安排为数几十人的小型聚会。有别于何国忠会晤“有头有脸”的地方团体领袖的串联方式，刘镇东相信“每个人都有均等的影响力”，关键在于有没有遇到适当的意见领袖，包括“咖啡店”里的意见领袖。 一个月下来，刘镇东拜会了数百名“没头没脸”的当地人（普通老百姓），一般先以简短的自我介绍开始，然后让当地人提问、发言，触及课题包括治安、经济、政治等。刘镇东尝试将小市民的生活细节与国家政策挂钩，解答他们的疑问。至于地方课题，刘镇东更多时候是个聆听者，而前来者在不公开的情况下，也愿意跟他分享。 数十场的闭门会面后，刘镇东自觉捉到感觉，也相对“踏实”。民联团队也提出《居銮2.0》的政策论述，提出居銮要复兴，要靠全国火车服务快速可靠，靠“大居銮”连接周边城市小镇，在通过居銮在地重新发现文化旅游事业和高科技农业。 刘镇东、陈泓宾竞选团队强调“全民参与”，透过互联网面子书征求物资、动员选民出席竞选活动。宣传海报以民联的橙色为主，并把一国两州候选人（P152居銮、N28明吉摩-陈泓宾、N29马哥达-凯鲁费兹）绑在一起，以民联团队出击。接近投票日时，全城掀起“黄绿红”热潮，草木皆兵–居銮人兴奋地穿上购价马币5.05元的衬衫，表达“改朝换代”的决心。4月30日起，因公共假期返回家乡的人们渐渐多了，最后数日的演讲会，从单向的演说，变成多元节目、主角多元的“嘉年华”，再把全民参与的精神进一步推高。 何国忠祭出的乡情牌、服务牌，乃至师生情皆未奏效，而当其圈子闻人前来相挺时，却引发另一批知识界、文化界活跃分子的加入、反击，抵消了原来预计的效应。吊诡的是，以知识分子姿态从政、作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何国忠相对而言并未获得太多体制内外、跨族群知识分子的鼎力支持，或在某个程度上反映马华公会在制度里影响力式微的悲凉。 （五）“The ground has shifted” 4月27日，行动党主席卡巴星（Karpal Singh）与马华公会总会长蔡细历，双双以“战车”抵达居銮，惟双方人气悬殊，民联以逾万人头压倒国阵的两百人。实际上，在这场选战中，马华公会一味“抄袭”行动党的竞选模式，如战车、吉祥物乌巴（Ubah），却不知道“战车”乃为弥补民联租不到礼堂的缺陷，而不小心成了街头造势的“道具”。当马华公会在政治斗争理念与技术层面都陷入“不知为何而战”的茫然，此役注定埋下败笔。据悉，当晚马华公会信心崩盘，深感已挽不回华人票。 然而，无论是何国忠或马华公会都面对“纯华人操作”的局限，因为国阵是以族群分类的方式，把竞选工作外包给各自政党，即巫统负责马来选票、印度国大党照顾印裔选票、马华公会则争取华裔选票。印度国大党自308后在当地几乎销声匿迹，刘镇东团队于竞选期间在印度园丘可说是“进出自如”，成功稳住印裔选票。 何国忠后来试图透过当地华团力挽狂澜，惟一些华团人士已在早前私下告知刘镇东，会支持后者，尽管在表面上仍然需要与国阵/马华公会/何国忠维持良好的关系。一句话，”The ground has shifted”–何国忠基本盘已随世代、典范的碰撞而转移，505当晚再也抵不住往南袭卷的“政治海啸”。 （六）马来选民：经济关系投射到政治上 民主行动党能在居銮取胜，基本上反映了“华人票够多，而马来票不会太少”的现实状况。乡区马来人因资讯封锁而对行动党心生恐惧的事实不在话下，而民联似乎也没有太多条件攻下类似乡区，如恳殖民区（FELDA）。然而，刘镇东认为民联在资讯相对流通的半城乡保有突围机会，惟需破解巫统在马来社会进行的负面宣传。 问题是，在类似半城乡的地区，往往华裔小商人、外劳、马来工人之间存在一种很困顿的经济关系。没有得到政府资助的华裔小资本家或雇主，在普遍中下马来劳工的眼里，是剥削者。这种马来劳工对华裔雇主普遍不满的情绪，经由巫统“华人=行动党，行动党=华人”的煽动，再投射到政治上，造成马来选票的低落。换言之，巫统成功利用这层紧张的经济关系，征服了马来选票。 刘镇东以为，民联未来的关键不在乡区，而在于如何攻陷类似上述的“半城乡”，如礼让（Ledang）、麻坡（Muar）、霹雳的丹绒马林（Tanjong Malim）等。 [1]…

居銮之役：典范之争 刘镇东（林宏祥笔录） 前言 “五月五，换政府”召唤的激情即使未能迎来“马来西亚第二次独立”，却激烈冲撞原有的政治生态，给未来开创新的想象。 第13届全国大选居銮国会选区之战，乃典范之争。原任议员、副部长何国忠，挟着华社独立后对马来西亚的政治想象，在时代交叉的关口，面对来势汹汹的“马来西亚2.0”之挑战。从政治语言到竞选策略，居銮选战让我们看见政策辩论如何破解传统的服务牌与乡情夙愿，而网络宣传以及“全民参与”的动员方式，又如何扭转过去华团领袖、各界名人在主流媒体给国阵候选人造势的局面。 在15天的竞选期中，居銮成了一个平台，把知识界、文化界、政治界等各地人物卷入，仿佛在解决着一个世代的分歧与纠葛。居銮共有86,732名选民，族群结构为49.26%华人、39.57%马来人、9.79%印度人以及1.38%其他民族。505当天投票率高达86.80%，民联/民主行动党候选人刘镇东获40,574票，即以7,359张多数票，击败国阵/马华公会候选人何国忠（33,215票）。 “让全国看见居銮，让梦想不再出走”是刘镇东的竞选口号之一。505大选落幕百日后，我们不妨倒过来“从居銮看马来西亚”-以居銮为个案，再延伸分析柔佛战情在此届大选的意义，召唤马来西亚未来改朝换代的梦想。 （一）为“居銮之役”定调 何国忠从政前先后出任马来亚大学东亚系主任及中国研究所所长，后于2008年竞选居銮国会议席，在“308政治海啸”中以3,781多数票为马华公会保住此柔佛国席。此届大选，何国忠一开始就将自己困在旧的政治模式里，喊出“居銮之子”口号，把此战役定调为“居銮人vs外来者”，图以乡情、服务牌争取选票。何国忠甚至以不点名方式揶揄民主行动党候选人刘镇东与陈泓宾（明吉摩州议席）不熟悉居銮，对此地一无所知，“出席活动时都会迷路”[1]。 当时刘镇东回应，林冠英在五年前出任槟城首席部长时，对当地同样不熟悉，而今他不仅获得当地人认同，甚至还在当地造路、铺路[2]。有趣的是，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早在3月30日正式宣布刘镇东为居銮候选人时，就为行动党将此役定调为“政见对政见、政策对政策、政府对政府”，把格局上升到两个阵线的对决。“告别腐败，改朝换代”愿景感召的激情，淹没了传统的乡情、服务牌。 “居銮人vs外来者”的策略格局困住了何国忠，导致他不仅未能在选战中突显自己“知识分子问政”的特质，甚至没有建立“体制内的良知”之形象。反之，这样的定调让他降到一般马华公会候选人的水平，沿用一套脱离民情的语言、战略与模式竞选。在这样的竞选模式操作下，选民很难区分候选人究竟是何国忠，还是蔡细历–简言之，其竞选策略团队平白浪费了何国忠具备的候选人条件。 （二）知识/文化界的对决 媒体一度将居銮之役形容为“师生战”[3]，虽未掀起太大的涟漪，却也让何国忠借题发挥。除了早前接受《星洲日报》专访时指称“在中华文化熏陶下，师生战对自己而言，输赢都不光彩”[4]，何国忠在5月2日“居銮之子，风雨同行”晚宴发表演说时也表露：“刘镇东是我的学生。容许我说一点点我心中的话……那一点点。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来居銮？为什么你不去其他地方（竞选）？”[5] 刘镇东当时改编了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句回应之–“吾爱吾师，吾更爱马来西亚”，在大是大非前舍“师生情”取“真理公义”，是时代的抉择。更有趣的是，何国忠在晚宴演说中接下来的一段话：“…可能你（刘镇东）是无意的，也可能你是有意的。但是呢，你制造了我们文化界的分裂。今天，有一半的人支持他，一半的人支持我。结果，出现了很多人身攻击的事情。”[6] 由于何国忠与刘镇东的重叠性（学术背景、活动圈子等）蛮高，居銮之役确把许多文化界、知识界、政治界的人士卷进来。在某个程度上，一个世代积累的政治分歧与人事纠葛，仿佛找到“了结”的新平台。新纪元学院前院长潘永忠公开力挺何国忠后，刘镇东就接到前院长柯嘉逊的来电，表示愿意公开发文告挺刘镇东。另外，留台联总前总会长姚迪刚、大马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叶啸等人声援何国忠之举，在面子书上遭网民大肆挞伐抨击，对过去享受光环、鲜少面对公开质疑的文人，乃一大“文化震撼”。 姑且不谈网民直接、咄咄逼人的表达方式如何让过去相互取暖、表面和谐的知识圈、文化人感到不适，“师生战”提出后，刘镇东团队的外援周忠信建议将之提升为“学者战”。原籍居銮周边新邦令金、也是銮中校友的旅台学者曾庆豹就说， 人的一生，老师很多，真正影响刘镇东的其中一人是曾庆豹本人。5月3日，来自不同学术单位、研究机构、跨越族群的60名学者与政治分析员发表联署声明，力挺民联候选人刘镇东为一名能够解决国家社经困境的国会议员[7]。 （三）马来西亚1.0与2.0之争 针对居銮之役，政治评论人黄进发“新旧知识分子之争”[8]的分析极为贴切，即何国忠代表的是忧国忧民的旧知识分子，属于马来西亚1.0世代，面对扬言开创国家未来50年的马来西亚2.0新世代知识分子群与选民群。 某个程度上，何国忠的政治语言很难走出“华社”的框框。在“居銮之子，风雨同行”晚宴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难道我们一定要在大选的时候，将师生的感情割裂，将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割裂，将我们最伟大的人伦的基础分化，这个是我们的中国文化吗？但是，这些都在这几天发生了！”[9] 更甚的是，何国忠投折出马华公会前总会长黄家定时代“逃离政治”[10]的精神面貌，谈及自己如何促成乡团集聚办活动时，他说：“那大家都知道，我在大会上演讲，我从来不谈政治。为什么不谈政治？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来从政。政治不一定要讲不好的话，政治不是要将人性的弱点散发出去。政治不一定是要你攻，或者是我攻……”[11] 当马来西亚华社已为干净与公平选举诉求（BERSIH）、反莱纳斯稀土厂运动而与友族并肩上街时，何国忠却为居銮“一年出现好几次万人的街头表演”[12]感到骄傲，为“我们的中国文化”而忧，甚至因“从来不谈政治”而感到自豪。显然，何国忠依然停留在上世纪的社会氛围想象中，殊不知海啸始于地壳的转移，而政治海啸则始于世代、民情、典范的转移。 （四）“全民参与”的动员方式 刘镇东于2013年3月开始在居銮走动，以“朋友拉朋友”的方式，在媒体镁光灯之外，安排为数几十人的小型聚会。有别于何国忠会晤“有头有脸”的地方团体领袖的串联方式，刘镇东相信“每个人都有均等的影响力”，关键在于有没有遇到适当的意见领袖，包括“咖啡店”里的意见领袖。 一个月下来，刘镇东拜会了数百名“没头没脸”的当地人（普通老百姓），一般先以简短的自我介绍开始，然后让当地人提问、发言，触及课题包括治安、经济、政治等。刘镇东尝试将小市民的生活细节与国家政策挂钩，解答他们的疑问。至于地方课题，刘镇东更多时候是个聆听者，而前来者在不公开的情况下，也愿意跟他分享。 数十场的闭门会面后，刘镇东自觉捉到感觉，也相对“踏实”。民联团队也提出《居銮2.0》的政策论述，提出居銮要复兴，要靠全国火车服务快速可靠，靠“大居銮”连接周边城市小镇，在通过居銮在地重新发现文化旅游事业和高科技农业。 刘镇东、陈泓宾竞选团队强调“全民参与”，透过互联网面子书征求物资、动员选民出席竞选活动。宣传海报以民联的橙色为主，并把一国两州候选人（P152居銮、N28明吉摩-陈泓宾、N29马哥达-凯鲁费兹）绑在一起，以民联团队出击。接近投票日时，全城掀起“黄绿红”热潮，草木皆兵–居銮人兴奋地穿上购价马币5.05元的衬衫，表达“改朝换代”的决心。4月30日起，因公共假期返回家乡的人们渐渐多了，最后数日的演讲会，从单向的演说，变成多元节目、主角多元的“嘉年华”，再把全民参与的精神进一步推高。 何国忠祭出的乡情牌、服务牌，乃至师生情皆未奏效，而当其圈子闻人前来相挺时，却引发另一批知识界、文化界活跃分子的加入、反击，抵消了原来预计的效应。吊诡的是，以知识分子姿态从政、作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何国忠相对而言并未获得太多体制内外、跨族群知识分子的鼎力支持，或在某个程度上反映马华公会在制度里影响力式微的悲凉。 （五）“The ground has shifted” 4月27日，行动党主席卡巴星（Karpal Singh）与马华公会总会长蔡细历，双双以“战车”抵达居銮，惟双方人气悬殊，民联以逾万人头压倒国阵的两百人。实际上，在这场选战中，马华公会一味“抄袭”行动党的竞选模式，如战车、吉祥物乌巴（Ubah），却不知道“战车”乃为弥补民联租不到礼堂的缺陷，而不小心成了街头造势的“道具”。当马华公会在政治斗争理念与技术层面都陷入“不知为何而战”的茫然，此役注定埋下败笔。据悉，当晚马华公会信心崩盘，深感已挽不回华人票。 然而，无论是何国忠或马华公会都面对“纯华人操作”的局限，因为国阵是以族群分类的方式，把竞选工作外包给各自政党，即巫统负责马来选票、印度国大党照顾印裔选票、马华公会则争取华裔选票。印度国大党自308后在当地几乎销声匿迹，刘镇东团队于竞选期间在印度园丘可说是“进出自如”，成功稳住印裔选票。 何国忠后来试图透过当地华团力挽狂澜，惟一些华团人士已在早前私下告知刘镇东，会支持后者，尽管在表面上仍然需要与国阵/马华公会/何国忠维持良好的关系。一句话，”The ground has shifted”–何国忠基本盘已随世代、典范的碰撞而转移，505当晚再也抵不住往南袭卷的“政治海啸”。 [1] 何国忠：民联候选人迷路 不熟悉居銮 如何理民生（《中国报》报道， [2] 刘镇东：实行政策最重要…

民主行动党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4年1月1日发表文告： 关于民主行动党柔佛州主席一职 过去数个星期，媒体工作者一直询问我是否在2014年1月12日的柔佛州民主行动党大会新领导层选举竞选州主席一职 过去几个月来，有好些民主行动党柔佛州党员、行动党和民联支持者，建议由我领导柔佛州民主行动党。 民主行动党的选举制度，强调集体领导原则。代表将在1月12日的大会选举15名州委。中选的15名州委再复选一名州主席及其他的职位。 本次的州领导层选举，是一个让党员参与讨论和决定理念、理想与行动党柔佛州的未来方向的机会。 2013年5月5日的第十三届大选，结束了柔佛州作为国阵巫统堡垒的神话。柔佛州26个国会议席和56个州议席当中，分别由5个国席和18个州席由民联各党赢得。 柔佛州民主行动党和民联的前路充满机会也布满挑战。 柔佛州将是来届大选最重要的战场之一。所有希望终结国阵执政的马来西亚人，都希望民联在柔佛州击败国阵。 因此，柔佛州民主行动党新领导层有三项历史性的任务： 首先，通过深耕社区，巩固于5月5大选胜出的选区； 第二，扩大柔佛州民主行动党在马来选民和印裔选民、青年和女性选民的支持率； 第三，加强和伊斯兰党及人民公正党的合作关系；民联不止要在全国的层次合作，也要在州级和国会选区层级全面合作与备战。 经过一番深思，我谨此谦卑地证实我将参与柔佛州民主行动党于2014年1月12日举行的州领导层选举。 如果获得代表委托为15名州委之一，我愿意担当起新任主席的职责。 如果获得新的州委会接纳，我将与所有新中选的州委，共同努力通过带动柔佛州民主行动党和民联，完成马来西亚改革与政党轮替的理想。 刘镇东

Media statement by Liew Chin Tong, DAP MP for Kluang, on 1st January 2014 On DAP Johor Chairmanship Over the past weeks, members of the press asked if I would run for the chairmanship of DAP Johor, as the DAP Johor Ordinary Convention is schedu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