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3

制度改革一小步

《南洋商报》 收录在《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第四辑〈制度改革〉 (第197-199页)   首相阿都拉于2005年1月24日晚宣布政府将立法设立永久性的独立警察投诉及不当行为委员会(IPCMC),直接接受公众针对警方的投诉。 律政司署刻在研究法律细节,以落实这项由“提升大马皇家警察运作与管理皇家委员会”和裸蹲案、调查报告书两度提出的建议。 阿都拉同时也宣布,警方立即执行裸蹲调查委员会关于搜身的建议。另外,阿都拉表示已经审查去年5月16日公布的皇家委员会125项建议当中的80%,并且已经实行其中的25%。 成立独立投诉委员会可说是阿都拉上台两年余以来,最重要的制度改革动作。从较为严格的标准而言,打着改革旗号获得选民大力委托的阿都拉,两年只有一项制度改革未免步伐缓慢。然而,比较宽容的标准,则指强人时代结束,新首相需要时间稳住阵脚谋定而后动。 警方执掌“合法暴力”的无限权力,需要全面的监督权,而且任何单位的内部审查,往往都在官官相护的情况下失去效应,因此成立独立于警察系统的投诉委员会是减少警察滥权和贪污的重要制度设置。 阿都拉于2003年10月31日出任我国第五任首相,并于是年年杪宣布政府成立皇家委员会的意图,委员会名单于2004年2月初公布,2005年4月杪完成任务,5月16日公布报告书。 犹记得报告书公布最初的几天,各大媒体竞相大幅报道,积极欢迎委员会的各项建议。没几天热闹的氛围却突然沉寂。阿都拉公布成立他本身主持的特别小组,成员包括公共服务局、财政部、律政司署和国安部的官员。而副首相纳吉则宣布政府将落实皇家委员会关于警方硬体设备提升的建议,却不提有关人权、反贪、减低罪案的建议。 尽管阿都拉在安排首个委员会时,照顾警方的感受,委任曾经担任总警长19年、并在警界备受尊重的敦韩聂夫为副主席,并要求委员会研拟改善警方福利和设备的建议,但是委员会最终非常全面和广泛的改革建议,据说引起警方的反弹。警方的不满与内阁同僚不热衷,导致报告书被冷藏。 半年之后的11月24日,士布爹区国会议员郭素沁在国会走廊播放裸蹲短篇,掀起千层浪。警察滥权的问题再度成为重要的政治议程。阿都拉从最初在马尔他召开记者会指示彻查,到抵国后在机场召见总警长巴吉利等人,然后在警方显然不满的情况下宣布成立第二个皇家调查委员会,有效利用是次风波确立“警方无法有效调查本身滥权行为”的原则,为独立投诉委员会的成立铺路。 其实,第一个委员会已经针对警察扣留所的人权问题做出详尽的分析和建议;当人们发现第二个委员会的成员是前者的“迷你版”(从原先的17人筛选其中4名委员和一名秘书),很大程度上已经知道委员会如何看待裸蹲议题。日前公布的报告书证实同一批委员只会强化原先的论点,而不会出现意见大转弯的情况。 首相阿都拉趁着报告书向公众公布之际,成立独立投诉委员会,重新开启看似荒废的警政改革议程,是漫长制度改革路的一小步,值得高兴,但需要耕耘的实在还有太多太多。 值得注意的是,阿都拉的宣布,是警政改革部际特别小组会议的决策,而非内阁的决定。既然内阁已经付托特别小组处理125项建议的落实,这个宣布看起来并没什么不妥。只是,如此重大的决定完全没有经过内阁会议复核,多少反映阿都拉的改革议程在内阁同僚当中不见得受落而被迫避开内阁直接作决定。 显然的,未来的任何一项制度改革,阿都拉都需要更大的政治意愿面对来自内部的障碍。  

Read More制度改革一小步

警务改革需要全民参与

《东方日报》,2005年5月27日 收录在《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第四辑〈制度改革〉 (第192-196页)   提升大马皇家警察运作与管理皇家委员会报告书,于上周5月16日公布至今,政治风向球有些变化。 本来热烘烘的全方位改革建议,变成专注在警察设备、房屋、人力和训练问题打转,以及关注拥有3400万元资产警官的个案,忽视报告书提出的制度性改革议程。推动警务改革的再走下去,最需要的是民意参与和压力。 本栏上周一文《警务报告书的政治导读》(2005/5/20)提到,“政府对报告书的正式立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首相阿都拉个人的政治选择。从各种迹象看来,阿都拉政府最终全面采纳皇家委员会合共125项建议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笔者当时引述的“证据”,包括《星报》和《新海峡时报》于5月18日,借用“马来西亚人的民意”为名,认为报告书建议应尽速全面落实。我说,“上述媒体除了反映民意,也经常反映‘上意’,这次应该也不例外。” 没料到,《新海峡时报》5月19日的社论竟然是这样写的,“期望(政府)全面接受所有125项建议,或者期望快速实行,是不切实际的”。 过去,每当反对党或非政府组织提出贪污或警察暴力的个案时,当局最惯用的答复是:“拿出证据来。”皇家委员会报告书最大的贡献,赋于这些众所周知的问题“皇家的关注”。 意外的是,《新海峡时报》竟说,“尽管不单只皇家委员会,还有全体马来西亚人,都在听到高阶警官贪污的故事而感到不安,在证据确实以前,将这些指控当作是真象,是不智的。”似乎我们又走回老路了。 对于委员会要警方消除“免除刑罚的文化”(culture of impunity),以及成立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等等制度性改革建议,《新海峡时报》社论的看法是,“至少”报告书的每一条贪污指控,都应该受到调查,包括拥有3400万元资产警官的个案。 说实在的,皇家委员会提及的各项贪污个案,如果获得调查和惩治,当然也是好事一桩。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报告书主要的目的不是这些个案本身,而是如何在制度上防范贪污,以避免未来更多的贪污个案。 报告书的十大防范贪污建议包括:一、将反贪污作为警队的三大优先改革项目,其他两项为全面向罪案宣战和尊重人权;二、实行主动出击的反贪策略;三、鼓励诚信文化的教育课程;四、恢复警察纪律局的反贪机制;五、设立稽查单位;六、实行定期调职和任期限制;七、修改相关法律和规章;八、和其他执法单位采取联合行动,尤其针对有组织犯罪;九、改进和积极实行资产呈报要求;十、改革征收罚款方式。 可惜的是,过去一周对报告书的讨论,就按照《新海峡时报》的剧本,专注在警察设备、房屋、人力和训练问题,以及反贪污局对个别个案的调查。其中,副首相纳吉宣布内阁决定优先处理警员配备与房屋问题。 看来为了照顾警方的感受,《新海峡时报》(22/5/2005)总编辑卡里姆拉(Kalimullah Hassan)更大谈数十年来在执勤时牺牲的警察人员。他的副手Brendan Pereira则说到,“上台18个月,首相和其他政府高层理解到的政治现实是,改变和改革只有从首席执行员至最低层的清洁工人都接受才行。” 我们都清楚,任何改革必将影响既得利益者。 报告书说得好“反贪污要成功需靠很多因素。首先,政府必须显现强力和不妥协的政治意愿,而社会各个领域必须承诺在他们日常生活当中拒绝所有形式的贪污。” 任何改革都需要政治领袖的政治勇气和意愿。“金饭碗”受影响的既得利益者是不会接受改革的。他们不但不会接受改革,而且由于担心改革最终会导致他们成为阶下囚,可能会组织各种力量反扑。 值得一提的是,要反扑的既得利益者不只在警察部队,因为贪污的问题不限于是警察而已。报告书清楚说到,“反贪污的行动不能只是针对警察而已。。。政府应该通过本报告书提供的机会,向社会的每一个领域,采取全面和有效的反贪污战争。” 我到目前为止,仍然相信全面的警务改革,对首相阿都拉的民意和历史地位,有着积极的作用。也因此仍然相信,他将会推行报告书的建议。 但是,政治精英很多时候是受民意左右的动物。皇家委员会在这方面“心水很清”,“香港1970年代成功反贪,主要民众向殖民地政府施与强大压力,要求中止已经影响治安状况的警察制度性贪污。” 唯有民间积极参与讨论报告书,并且不断争取当局实行所有125项建议,否则要等到“从首席执行员到清洁工人”都接受改革时,马来西亚的治安状况可能已经恶劣到无法想象的程度。 让我在这里说个故事。笔者在报告书公开发布当天,代表国会议员索取报告书,发现原来国会议员必须等到6月20日下季会议召开时,方可收到报告书。若现在要阅读,就得和其他人一样付出百元购买报告。我为此和委员会副秘书在电话争执。我说任何认真问政的国会议员都需要立即阅读报告,何必等到6月下旬。她则答道,政府为了这个委员会投下很多经费,现在发售报告书,“回收一些成本”。听后既生气又好笑。 要全民参与,报告书首先就得全面发布。作为公共文件,本来就应该人人都可轻易获得,最好的办法是全部以pdf文件档上网,既不费印刷成本,又能广为流传。   <东新闻> “True Blue Change: Malaysians want Govt to enforce measure to improve police force”, New…

Read More警务改革需要全民参与

谁的海啸

马来西亚在众说纷纭中,度过5月5日大选迄今的三周。政治上,格局决定结局,定调也将决定后续的行动乃至结果。 以后,若回过头来审视这段历史,大概会认为巫统和首相纳吉错过了超越现有格局的契机。纳吉从选后跟随前锋报的 “华人海啸论”定调,让巫统延续自2005年7月以来挽救政权的路线,而没有回到政治中间的场域。 从已知的选举详细数据看来,民联赢得大部分的城市选区,也赢得包括马来人在内的多数的首投族、次投族(第二次投票的人);民联比较受到男性选民的欢迎,也获得中产阶级以上的群体较强的支持;同时在半岛获得强大的支持。 简单来说,除了族群(华裔和印裔多数支持民联,巫裔支持国阵的稍微过半),至少可以从城乡(城市民联包办、乡区国阵赢)、阶级(中产以上支持民联,中下阶层支持国阵)、性别(男性支持民联多,女性支持国阵多)、世代(年轻的支持民联,年长的支持国阵)、地理(东西马)等角度检视第十三届大选。 这些不同的因素,背后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资讯的传播。城市选民比乡村选民接受到更多的资讯、中上阶层接触更多的讯息、马来乡区男性出席在野党讲座比马来女性多,年轻的、西马的选民也可依此类推。这也许就是内政部充公火箭报、公正党党报和哈拉卡的原因。 除了想在面子书时代封锁资讯之外,巫统在处理2013年大选,与2008年的处理有太多相似的情况。选完之后先怪华裔与印裔选民,然后委了个半咸不淡的内阁,以更大的幅度从种族主义的角度出发,强调马来人主权。 巫统应该回到2005年7月希山慕丁举剑的那一个巫统大会去寻找答案。巫统从那一刻起的逆转,并没有为巫统增加选票,反而失掉大部分非马来人选民。走下去,巫统领袖以马来人之名寻租、收刮,只有继续让更多马来选票流失。 巫统肯定担忧那51%投给民联的国人。只是,大逮捕、没收党报、强硬姿态,都只有让巫统更不得民心。 因此,不管怎样看,逃不掉的事实是,民联获得比国阵更高的总选票。巫统的谋士和领袖如果无法认清国阵的总体民意支持低过民联的事实,还继续以一党制国家的姿态与思维治国,最终只有把社会推向与巫统对决的境地。

Read More谁的海啸

警务报告书的政治导读

  《东方日报》,2005年5月19日 收录在《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第四辑〈制度改革〉 (第187-191页)   提升大马皇家警察运作与管理皇家委员会总数600余页的报告书于本周一(5月16日)公布与公开发售。国内外媒体铺天盖地式报道,显见警务改革是我们社会非常关心的议题。 此报告堪称我国史上最为详尽的皇家委员会报告书,翻阅每一页都可看出委员们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诚意,深值赞誉。 报告书精彩之处,从媒体煽情的角度,这是好新闻,也证实了人们过去相信警方贪污严重的想法,如关于拥有3千400万财产的警官;从人权工作者的角度,委员会坚信维护人权应该是警察部队的核心任务,在“亚洲价值观”横行的年代是难以想象的;从警方高层眼中,报告书清楚列明警方面对累积已久的种种问题和解决方案,若能解决毕竟也是可喜可贺的。 由于内容涵盖面广泛全面,报告书的奥妙是,到目前为止,站在不同岗位的相关人士似乎可以“各取所需”。报告书有10项核心策略,5项涉及人权、反贪、专业素质的要求(第7章全国反罪案、第8章提升调查制度、第9章反贪、第10章人权、第11章妇孺权利);另5项则涉及现代化警队的设备、资源和薪俸等(第6章角色、功能和组织、第12章薪俸、第13章人力资源、第14章设备与后勤、第15章警局与警员房屋。) 有趣的是,总警长巴吉里认为报告书“公平和平衡”,呼吁政府接受提升警队人力资源、训练、后勤及房屋的建议。“至于其他的建议,由于涉及长期规划、财政考量及修改法律,需要相关中央政府机构研究。”副首相纳吉表示暂时不会透露政府将接受委员会125项建议当中的哪些,不过却也指出政府将研究迅速实行关于提升警队能力的建议,“包括增加巡逻车、通讯设备和宿舍的数量,与提升警局的设备。” 任何国家的警务改革都非易事。韦伯将“国家”定义为垄断行使合法暴力权力的单位。警察和武装部队可谓支撑国家机关的樑柱。对于修改内部安全法令第73条(警察扣留期从60日减至30日)和多项违反人权法令的建议,是“不汤不水”的。尽管如此,上述法令若能修订,仍是人权事业的一大进步。问题在于希望维持强大垄断性合法暴力“配备”的部分政府高层不一定认同。 其次,委员会要警方改变观念,从“武装部队”(force)改为“民事服务”(service),对于习惯握有无限权力、缺乏监督的警方,肯定不是容易接受的事情,所以才有认为提升设备比修改法令更为容易的说法。 其实,修改违反人权法令需要的先决条件只有一项:政治意愿。只要有意愿,下个月的国会会议就可以制定新法和修改法律。反而是设备的提升,需要长时间及大量的财政拨款和资源安排。 皇家委员会报告书的方向包含两个环节(即加强人权反贪与增强警队资源)。两者必须相辅相成。此外,当局若要警方接受前者的大义,就必须以后者“利诱”。就如委员会主席是以改良派著称的前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再丁,副主席则是警队仍受尊重、担任总警长19年的韩尼夫。然而,如果最终只落实和警队资源分配相关的建议、忽视人权反贪改革,肯定无以改善警方的整体表现。 政府对报告书的正式立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首相阿都拉个人的政治选择。从各种迹象看来,阿都拉政府最终全面采纳皇家委员会合共125项建议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首先,报告书对警方大胆批评,其实是选择委员人选时就如数学公式般设定好的。如果政府不想有太多深入的批评,就不会选择被视为反对派的前联邦法院院长暨回教党丁州前行政议员敦沙列、女权运动领袖Ivy Josiah或前律师公会主席Kuthubul Zaman Bukhari,又或者前透明国际(TI)马来西亚分会主席东姑阿兹为委员。全面改革警队是阿都拉的意愿。 第二,内阁决定完整公开报告书,包括公开委员会建议的日程表(125项建议当中99项必须在2006年5月前落实)以及独立投诉委员会的65页法案草案,显见阿都拉政府准备接受公众以报告书日程表审视政府回应的进度。 第三,《星报》和《新海峡时报》于5月18日的头条新闻,非常相似,相似得令人惊叹。两者都因“马来西亚人的民意”之名,指“他们说,如果政府不实行这些重整公共对警察信心的必要措施,委员会的努力将是白费的。”(《新海峡时报》)“很多受访的读者呼吁全面落实委员会的建议。”上述媒体除了反映民意,也经常反映“上意”,这次应该也不例外。 第四,首相阿都拉月初在牛津剑桥协会演讲,表示清楚了解民间对他的期待和对改革渐渐失去的耐性。按默迪卡民调中心的民调,治安和经济是人们最为关心的事情,治安在有些时候比经济受到更大的关注。同时,民间很多时候是从交通警察收取贿赂判断政府贪污的程度。 警务改革是阿都拉上台最初的政纲,如果皇家委员会报告书的建议可以一一落实,阿都拉必将名留青史。     <东字典> 垄断合法暴力 韦伯(Max Weber)在一篇名为《政治作为一种志业》(Politik als Beruf) 论文中,定义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成为西方社会可学的重要基础,深刻地影响了政治学和社会学。   <东书馆>  厚达634页的《皇家警察报告书》,详细列出特委会对于警务改革的125项建议,可说是阿都拉任位首相时最重要的改革指标之一。尽管部分内容验证了坊间对于警察的刻板印象,以及重申民众的长盼期待,但在“亚洲价值观”横行的年代下,这份官方报告书得以出台,引起了各媒体和人民的关注。特委会要求修改多项违反人权的相关法令,挑战政府改革的政治意愿;另期待警方改变对权力关系的固有思维,转向民事服务而非武装部队。  

Read More警务报告书的政治导读

瘦子、印裔与小龙女:警察的侧描

初登于 <东方日报>,2005年11月16日 收录在《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第四辑〈制度改革〉 (第182-186页)   先说一段个人莫名其妙被警察抓的经历。发生在1999年11月17日,国会解散了一个星期、提名日前三天。当时,我为丘光耀先生助选。他因和歌星关德辉是老友,请了后者为民主行动党开个助选演唱会。随着助选团到吉隆坡市区星马购物中心一带派传单。 突然有个鞋匠问我“mana IC?” “烈火莫熄”期间,学生运动参与者间接或直接多少都听过“人民之声”(Suaram)关于警察暴力和逮捕程序的讲解。我反问“鞋匠”,你有证件证明是警察吗?他给我看警察证,我出示身份证,接着收回钱包里。尔后,他说要抄下身份证号码,我就说“我也要抄下你的警察证号码”。 那家伙二话不说把手铐铐了下来,我被带上一辆黑色的残旧客货车,前往吉隆坡市警总部第8楼刑事调查组,罪状是“妨碍警察工作”或粤语港剧熟悉的“阻差办公”。 车上的一名便衣说,“我们将扣留你14天。”上到8楼,我请他们联络丘光耀,警官发现不对劲,立刻解下手铐,很客气的向我解释说,“你很瘦、看起来像白粉仔”。仿佛,瘦就足以构成抓人的理由。 哗FM关台前《下班红绿灯》其中一集,李晓蕙和《独立新闻在线》的陈慧思谈警察扣留期间死亡的课题,叩应的听众至少有两名曾因为“太瘦”而被警方扣留、挨拳挨掌。和友人谈起,原来我熟悉的朋友当中,竟然也有两位曾经纯粹因为是瘦子而被扣留。 可以这么说,警方在采取检举行动是抱持着“瘦子=吸毒者=罪犯”的公式。有数据指40%的吸毒者涉及轻微罪案,这也许是事实,但当中的社会成因和贫富阶级问题,值得容后深入探讨分析。就算四成吸毒者涉及轻微罪案,不等于其他六成就是罪犯,而瘦子就是罪犯的作业公式更是荒谬荒唐。 单纯根据某种外貌特征决定检举对象的做法,称为“侧描”(profiling),当中又以“种族貌相判定”(racial profiling)最为严重。 “侧描”的说法,源自于美国人权组织指控高速公路警察倾向于检查和扣留“DWB—driving while black”(黑人驾驶者)。警察的做法建基于他们相信黑人比较可能犯罪。美国各地警察的“侧描”还包括检举西班牙语系人口。 这其实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911事件以后,各国机场看到长满胡子的人特别小心、看到伊斯兰姓名就是潜在恐怖分子。首相阿都拉以副首相身份出访美国时就曾被要求解下裤带鞋子。只是在一片恐惧中,很多人忘记了如果恐怖分子真要出动袭击,他们的装扮就不会“符合”警政单位设下的类型。就如参与911事件的恐怖分子大都不蓄胡子。 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验看出,“侧描”往往是“主流族群”占多数的警方,针对少数族群和弱势团体进行标签和检举。马来西亚的经验也是如此。 我们的社会向来肤色、种族、宗教楚河汉界分得清清楚楚,连政策也是以貌取人的。警方几年前命名“乌鸦行动”纯粹按肤色扫荡市区黑人是国际间种族歧视的严重恶例。试想,假如澳洲警察把所有黄种外国人都扫进警局,马来西亚政府和公众会如何谴责该国? 此外,人口占8%的印裔,涉及15%的少年不良行为、40%的暴力罪案、50%的监狱囚犯,除了贫富差距的经济问题外,不能排除当局“侧描”盯紧印裔的可能性。 美国学者David A. Harris在《不公正的侧描:种族貌相判定何以行不通?》(Profiles in Injustice: Why Racial Profiling Cannot Work) 一书中指出,警察在黑人的车上找到毒品或带到嫌犯的机率,和白人一样或更低,而在西班牙语系人口的汽车发现毒品或嫌犯的比率就更低。根据种族身份、特征作为判断罪犯的标准,是行不通的。哈里斯认为,实际观察检举对象的行为,才是警方侦案的正途。 日前数名远嫁马来西亚的中国籍女性,被八打灵再也警区的警察在路障检举时,怀疑使用伪造护照而被扣留凌辱数日,成为报章头条新闻。 案件当中涉及贪污、滥权、性骚扰等等指控,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警方和移民厅“侧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当局几乎是假设凡单身的中国籍女性就是卖淫的人肉,而被逮捕以后,则又被当作可以非礼和“占便宜”的对象。(关于中国籍女性在扣留所被骚扰和“性贪污”的议题,今年5月公布的《警察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书》纪录了相关个案。) 我们在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政治时,除了要求母语教育权、废除30%股权等等,也要根除社会和政府的“侧描”。当中又以警方的种族貌相判定作业最为严重。   <东字典> “侧描”(profiling),是指执法单位根据一个人的外貌特征作为主要因素,来决定是否检举的争议做法;其中以“种族貌相判定”(racial profiling)最为严重,因这做法可能构成种族歧视。   警方的种族貌相判定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 Driving While Black…

Read More瘦子、印裔与小龙女:警察的侧描

马登控股小股东必须警惕资产拆售活动

民主行动党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明吉摩区州议员陈泓宾,和柔佛再也州议员廖彩彤于2013年5月27日发出联合文告: 马登控股有限公司持股人必须对马华暗地里进行的资产拆售活动有所警惕,以免成为牺牲品 马华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即他们是否在拆售资产,典当马华普通党员和其朋友的血汗钱来拯救政治精英和朋党的财政困境。 2012年11月19日,马华持股拥有的马登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将倒置收购实科工业(SCOPE)公司,但仔细的审查发现该收购案只利惠实科工业,而马登控股的股东,即大部分是柔佛马华党员的小股东则不会获得很好的收益。 1981年,在柔佛州马华登高一呼的情况下,有1万9984名马华党员和他们的朋友掏出自己的血汗钱高价入股马登控股。当他们在购买马登股份时,这些马华党员受指示签下一份已拟妥的表格,指自己愿意提供特定数额的无息贷款给柔佛州马华区会。[1] 究其实,这些柔佛州马华党员提供的“无息贷款”,让马登控股得以集资5000万令吉。迄今,马华到底有否为这笔“无息贷款”偿还一分钱也是一个谜。 许多股东持有马登控股的股票已有30年,现在才得知某方在企图侵蚀他们的利益。更糟糕的是,许多小股东若要阻止倒置收购,将面对重重困难,因为马登控股公司的最大股东,即也是马华投资臂膀的华仁控股将会从中作梗。 华仁持有马登控股的10.72%股权,相对于股份分散的小股东,华仁掌握着主导权。小股东面对的另一个劣势是不谙英文,无法了解即将在5月31日召开的特大会议通告,且预料倒置收购案将获得通过。 这就是马华如何对待中坚支持者的方式么? 马登控股前首席财务官王芳南向我们揭示了,该倒置收购案会如何损害股东的3种模式。 第一,在该交易中,马登的重要资产严重被低估,包括一片位于主要公路旁,面积1105.50公顷的油棕园,且其是永久地契。其估价为1亿700万令吉,或每公顷为3万9630令吉,以此价格非常容易在半岛找到买家。 以如此优惠的价格收购该棕油园,实科工业获得的暴利着实令人诈舌,特别是类似土地在全球已买少见少,而据报道大马只剩下80万公顷适合种植油棕的土地。据悉,大马在2015年或2016年,将面对油棕院土地不足的窘境。 马登少数股东在一份志期2013年4月20日的新闻稿揭露了以下事情: (i)   马登控股董事局要脱手的土地资产和现金的估价为1亿4500万令吉。这是非常低的估价,而董事局的行为完全违背了股东们所委托的责任。 (ii)  1亿4500万令吉是包括马登控股持有的现金。迄今,马登控股手头上持有超过2500万令吉现金金额,这意味着土地资产被董事局以1亿2000万令吉价格脱手。根据Henry Butcher于2012年7月所做的评估,估计土地资产的价格为1亿6800万令吉,与董事局的估价相差4800万令吉。如果计入2500万令吉现金,那相差的数额是7300万令吉。 第二,倒置收购协议提出马登以现金2500万令吉交换实科工业的股份。由于马登与实科之间的价值差异,这样的交换不仅不平等,而且看起来就像马登的钱(这些都是马华党员的血汗钱)被吸纳,交换的却是价值较低的实科股份。 马登少数股东于2013年4月20日发出的文告也揭露: 实科工业有限公司的股票价值   Scope’s audited FYE 30 June 2012   Matang’s audited FYE 30 June 2012   每股收益 0.21 仙   4.3 仙 净资产值     12 仙 118.9仙 实科用来与马登股份进行交换的25仙股份价值,实为市盈率的119.0倍。这价格完全无法被支撑,已被严重高估。一个较浅白易懂的讲法是,投资者若以目前的赚幅来计算,他需要119年才能回本。 由于其净资产只有12仙,因此把股票价值定在25仙,是不合理的。这是其账面价值的2.1倍。…

Read More马登控股小股东必须警惕资产拆售活动

纳吉新黑暗时代的开始

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局主任兼居銮区国会 议员刘镇东于2013年5月23日发出的文告: 纳吉新黑暗时代的开始 对于大马人民的基本自由,今天是令人不安的一天。国阵通过逮捕政治运动活跃分子及取缔媒体刊物,打击其政敌。 内政部今日援引1984年出版及印刷法令展开执法行动,扣查1408份《公正之声》、1062份《哈拉卡》和70份《火箭报》。 这是继公正党峇都区国会议员蔡添强、伊斯兰党Tamrin Ghafar和“只要不是巫统”(ABU)主席Haris Ibrahim的逮捕,以及学生运动活跃分子亚当阿里今日在煽动法令下被提控后展开的新一轮执法行动。 今天,行动党永久顾问曾敏兴医生、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美律区州议员邹宇晖及吉打里区州议员李政贤也因在刚结束的大选期间所做出的种种言论而被传召问话。 我强烈抨击这一系列的取缔行动,这包括扣查《公正之声》、《哈拉卡》和《火箭报》。内政部这些根本没必要的行动,其实只不过为了要在所有有想法的马来西亚人心中制造恐惧以及要求人民服从国阵不折手段得来的政权。 这不禁令人心寒地想起1987年的茅草行动,新任内政部长Ahmad Zahid Hamidi 的真面目已经揭露出来。纳吉大选后的把戏——“全民和解”,已被证实只是针对政敌进行报复的恐怖行为。 恐惧和威胁的政治手法,一向是国阵和历届首相经营政权的重要标志,这当中的佼佼者要属马哈迪。他使用三重手段,即内政部,警方及恶法,以维护其政权。 微差输掉选举后,纳吉向大众释放出好听的口号,但首相其实已把“不干净的工作”差遣给本质是维持国内安全及确保人民和谐的内政部。而内政部到底是在保护哪些“人民”? 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内政部已非常清楚地显示,它只是在服务它的政治主人,而不是为了人民最大的福祉。

Read More纳吉新黑暗时代的开始

警察不该“搞政治”

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局主任刘镇东于2013年5月23日发表文告 警察不该“搞政治”,防治罪案是全警队的正职 马来西亚警察部队最大的问题是投入“搞政治”的资源,远远大于防治罪案的。而防治罪案一直被当作警察部队的副职,而非最重要的共同任务。 新任总警长丹斯里卡立宣布在各级警署成立“防治罪案单位”,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对于防治罪案没有多大帮助。 警察部队在过去一周“新内政部长、新总警长”治下的表现令人失望、遗憾和愤怒。警察部队不应该当国阵政府打压异见的打手,而应该以防治罪案为全警队共同的任务、甚至全部的任务。 过去一周发生了: 1.     公正党州议员聂纳兹米在集会法下被控 2.     阿当阿里在煽动法令之下被捕及被控; 3.     昨晚声源阿当的民众被捕; 4.     蔡添强、哈里斯等人在煽动法令下被捕; 5.     民主行动党永久顾问曾敏兴医生因私人邮件遭到调查 与此同时,31岁青年达门登(N Dharmendran)遭到拷问在扣留下死亡;副首相慕希丁和总警长卡立本身的亲属都成为最新的罪案受害人。 警察部队的主力都在“搞政治”,真正需要人员投入的防治罪案,成为最不重要的副职。 2005年5月16日公布的敦再丁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书,清楚阐明,警察部队三项最关键的改革是,一、把防治罪案当作警队的最重要任务,通过重新调配人员来达到减少罪案的目标;二、反贪反腐;三、与人权价值和标准接轨。 同时,皇家委员会也建议成立独立警察投诉与行为失检委员会(IPCMC),关注警察失责的问题。 内政部长查希和总警长卡立立即应该滥用警察部队“搞政治”,而应全面按照2005年的皇家委员会的建议,全面重新调配警队的人员编制。目前,警队里只有14%是涉及防范罪案的部门,其他部门不是涉及物流管理就是文员太多。 在11万名警员当中,只有9千余人在刑事调查组,至于管理组则由5万余人,而政治部则由6千余人。 因此,增设一个“罪案防治单位”,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案,真正需要的是警队的以防治罪案为全体上下共同目标的全面改革,通过重新调排警员来应付社会的新需求。 刘镇东

Read More警察不该“搞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