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2

第13届大选:决战在经策

第十三届大选决战在“中间”:关键在于,到底是民联,还是国阵可以代表全民的愿望和理想,而不是一味偏激地挑起单一族群的恐惧和仇恨。最关键的是政治辩论,尤其是经济政策。 来届大选将决定马来西亚未来的经济政策,是否沿袭国阵帮助朋党发财为主旨的经济模式,还是开展确保全民生活水平水涨船高的进步理想。 国阵长期执政,只得个急就章政策 国阵自1955年自治邦选举以来,在半岛不间断地执政长达57年,算起来马来西亚成立也整整49年。按照常理,这老字号应该比谁都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提出深远长期的规划,但是国阵的经济论述除了“维持现状、维持稳定、熟悉的魔鬼比未知的天使来得好”之外,剩下的只有三个“急就章”重点: 第一、  派钱只求赢取选票; 第二、  批评民联的经济政策为民粹主义; 第三、在大选后推行GST货品消费税减赤。 急就章1:国阵派钱VS民联治本从表面上看来,国阵和民联都在“派钱”,到底有什么差别? 让我们回顾当初国阵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派钱的。国阵政府于2011年8月在民联政策逼迫下,决定“依样画葫芦”,铤而走险地派出500令吉。国阵政府并没有政治魄力和意愿直接向朋党开刀,最终在副首相慕尤丁的建议下,由首相署表现及传递系统单位(PEMANDU)制定一个大马援助金(BR1M),派出500令吉作为临时措施。可以这么说,一个大马援助金的派钱策略只是国阵用来应付民联政策竞争的急就章,而没有全盘的政策思考与改革。 反观,民联的政策建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首先,我们要理解当下的处境:马来西亚长年的经济危机是渗透在整个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之中的。国阵执政马来西亚经济的长期危机是国阵执政这些年,造就了一小撮朋党,却让大部分的国人过着吃不饱饿不死、债台高筑的生活窘境。 6成人口家庭收入不过3千令吉,其中4成人口家庭收入不过1千500令吉; 家庭债务是国内生产总值的77%;家庭债务之于可支配收入是140%,是家庭欠债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 33%的工人每月收入700令吉以下。 民联认为经济改革必须直接对准这60%每月收入不超过3千令吉的家庭,如何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是核心任务。于是,在2011年7月间,民联三党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和伊斯兰党宣布起草2012年民联预算案。 民联主张要想办法让大部分低收入的家庭手上有多一些钱花,才能有效改善这些家庭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困局。也就是说只要他们的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增加,他们并不会像朋党们把钱存到瑞士银行,而是把钱花在国内经济,进而达到“水涨船高”的乘数效应(multiplying effect)。 事实上,确保大部分国人生活过得好一些,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刻显得尤其迫切重要。马来西亚和亚洲许多国家过去都得仰赖出口导向政策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压抑工资、压抑货币都是扶持出口的例牌政策工具。如今欧美陷入长期高失业率,没有能力购买亚洲生产的产品,于是亚洲和马来西亚为了保住自家的经济发展出路,就确保中下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或消费能力,才足以支撑亚洲的区域与国内市场。 长远来看,中下层阶级生活过得不好、工资不出头、贫富差距巨大,都是造成社会治安不靖的可能源头,甚至会冲击整体社会的安危。因此,民联主张必须全盘理解、严谨策划,提出以下与广大的中下阶层息息相关的面向: 工资 倡议1千100令吉最低工资(国阵制定900令吉提高工资之余,政府必须减少无技术外劳人口,过度依赖外劳让低薪阶级的薪金无法提高,也拖慢自动化和机械化的进程; 动用各种奖掖和优惠协助工商服务业的自动化和技术提升,减少对廉价劳工的需求; 通过各种政策,包括协助建立公共和私人托儿服务,鼓励妇女就业,从而提高家庭收入。 可支配收入 一般国人,尤其是低收入和中产阶级,因为政策不当和公共服务不佳,耗在交通、房屋、教育、医疗和治安的开销庞大,导致可支配收入减少,甚至满身债务。 民联2013年财政预算案提出: 交通 – 减免汽车国内税,让汽车价格降低,减少国人的债务负担,让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同时全面发展以巴士和巴士快速系统(bus rapid transit)为基础的多元交通系统,在一任任期内让国人减少对于私人汽车和摩托的依赖; 房屋- 除了打压房价,也要推介新的观念,包括尽量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不必购买的社会房屋;对于中产阶级则发展政府与个人联合拥有的房屋合约,减低个人的房屋借贷; 教育 – 大学免费、债务减免,让年轻人可以不必承担庞大的债务进入社会; 医疗 – 全面改善政府医院的服务,同时确保官联不再成为私人医院拥有人,减少医疗服务两极化的状况。 治安 – 确保警察全面投入维护治安工作,而非“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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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者真的要有其屋吗?

“居者有其屋”似乎成了这个社会大家朗朗上口的“共识”,如果突然有个人跳出来说,居者不一定要完全拥有其屋,肯定引起一阵哗然。 我要在这里大胆预测,如果新加坡政府没有办法跳出 “居者有其屋”的狭隘思维,不出两届选举就会输掉政权。至于马来西亚的国阵,其他事情也没有新思维,房屋政策的思维也不必寄望有新的看法。 先让我向已故许光道先生致敬。他于1981年在《华商报》发表〈“马化”带领华人跳鳄鱼潭〉(收录在林武聪编《宁我是灯–许光道文集》燧人氏:2011,页120-131),提到“房屋部长是马华公会的党要担任的。他们没有能力争取充足的公共开支来效仿新加坡建屋局建造各级组屋,以非盈利的低廉价格卖给需要房屋的人民,我们不能够责怪,因为马华公会二十余年的表现,都是如此。” “如果马华马化是真正的华人领袖,真正的要‘扶助保卫华人的经济地位’,有什么可见的阻力可以阻止他们在全国各地成立‘房屋消费人合作社’?有什么阻力可以破坏他们建筑类似新加坡的各种组屋分别以2万元至6万元价格卖给他们所要领导和照顾的华人?为什么他们必须建造价格由15万元起的房屋,来加速削弱华人经济的弹性?” “使国家资财绑死在价值昂贵的房屋上,对国家经济的进展是一种不可宽恕的反动。” 很多看似经历恒永传承的社会“共识”和“经济常识”,例如“居者有其屋”,其实只是晚近数十年的发展,而且往往对一些利益集团带来暴利,一般老百姓则无甚好处。 许光道以孟子“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来批判从1970年代中起的“居者有其屋”的说辞,绑死小市民的可支配收入,形成长期负债的情况,进而局限了私人投入具生产性的行业的资金。他看到新加坡政府当时提供廉价但优质的公共房屋的政策选择,也看到许国欧美国家的“房屋合作社”模式。 不久前接到一个被老千欺骗的投诉。有小闲钱的小市民,听说可以“枱底钱”买到限制发售、管制价的中廉价屋而受骗。地点优越的中廉价屋转售价往往是管制售价数成、甚至翻倍,让很多人趋之若鹜。连中廉价屋都在炒卖,其他价位的房屋更是不得了。 亚洲主要城市自2008年起的五年,房价都高涨,有者甚至倍增,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联储局为了救市而一再印钞票(量化宽松QE 1、2、3)。联储局放松银根,可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根源在房价泡沫,所以不会有什么人借钱买房子。而金融风暴导致经济拖缓,进而导致高失业率,连带社会总需求和购买力下降,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敢投资制造业。 放松的银根,就来到亚洲。亚洲过去40年的经济活动是以出口到美国为主。美国人买不起亚洲的制成品,意即亚洲的工业也不会有太过新的投资,热钱全都往房地产热闹去。 中国在2008年投入4兆人民币推动大型建设拯救经济,其中不少被贪官污吏吞了,拿到新加坡、澳洲甚至马来西亚炒房,进一步推高区域房价。 新加坡过去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主旨在于通过房屋拥有权,让国人爱惜房屋、进而爱惜执政党。从政治、经济和民生都是相当成功的安排。但是,随着房价炒卖增高,政府建设的房屋,因为居民私人拥有,所以都在炒卖的行列之内,再建多少单位,都是炒卖的对象。一方面对购屋供屋的居民形成莫大的经济压力、也削减小市民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供不应求的格局继续维持、怨声载道,在跳不出这个“居者有其屋”的框框,新加坡政府迟早倒台。 马来西亚未来的房屋政策,为低收入者建设的房屋不一定需要售卖拥有权,可以是租凭,政府可以在若干年后,把部分租金“还给”居民供购买房屋。至于中产阶级的房屋,政府可以考虑和居住者共同拥有(shared equity),例如居住者“占股”七成、政府出资三成之类,既降低负担,也同时压抑炒卖。 同时,政府必须停止扮演私人发展商的角色。我国目前十大私人发展商当中,国库公司、或者国投、或者公积金、或者森那美、又或者退伍军人基金都有占股。政府的责任是在住房上减低国民的开支,让资金投入有生产性的事业。全民炒房,迟早国危矣。 总而言之,居者不一定要有其屋,或者居者有其屋的概念不能狭隘地定义为拥有权。 备注:此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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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拉再也:解读马哈迪的权力地图

马哈迪医生自1981年7月16日就任马来西亚第四任首相以来,推动了多项“巨型(建设)计划”(Mega Project),包括大地鸿图(Dayabumi)、槟城大桥、巨资开发浮罗交怡岛、吉隆坡塔、国油双峰塔/城中城、吉隆坡国际机场、武吉遮里国家体育中心、巴昆水坝、赛柏再也等等。这些“相互竞争纪念性建筑”当中又以布特拉再也(布城)的工程最为庞大、耗资最巨、争议最多。。 载录自《再见马哈迪》,2003,第68-109页,大将民间评论系列 布特拉再也-解读马哈迪的权力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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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政治

我敢说刚公布的《2013-2025教育发展大蓝图初步报告》,除了砍了几棵树印了一堆报告书和一众政府高官的自吹自擂以后,对教育改革没有什么实质作用,也很快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说这番重话,是因为马来西亚的教育前景,关键在于处理教育管理的政治过程上要有新的思维、新的框架、结构和体系,否则也是徒然。 这样说,可能有些狭隘诠释“政治”的论者马上会跳起来,“不要政治化教育!”。稍安勿躁,我说的“政治”不是政治人物之间的口水,而是为政治人物导航的深层思维,以及规范行政官僚日常作业的体系。 我1984年进入小学,是KBSR小学综合课程新制度的第二年。1981年7月马哈迪上台当首相,一切似乎都得要有焕然一新的感觉,只要名堂、要新。教育部于1982年在350所小学推行KBSR,1983年全国推行。当时的口号很多,“3M”是大家都记得的,意指小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听、读、写、算能力。 我们后来都说3M是“main, makan, minum。”很多学校在过去30年成为学生认识朋友吃喝玩乐的场所。至于学习,就要看各自造化,也要看有钱上补习班与否。 30年过去了,当年的教育部长是年轻、意气风发的阿都拉,现在他连首相也当了,也退休数年。还记得KBSR开始推行时,其中一个重点目标是减少死背书,不必那么多课本、作业。但是,一日没有正视教育局官员、校方和书商的利益输送,华小学生的书包30年后还是一样重。 如果30年前的改革成功,本周推介时,同一个政府就不必承认之所以需要新的蓝图,是因为马来西亚当下已落在世界的后头。 马来西亚的教育,不是请顾问公司草拟一份大蓝图就能解决的。纳吉政府对顾问公司的依赖,是前所未有的。林吉祥说得好,要制定全民参与提意见的教育方案,由朝野议员组成的国会委员会巡回咨询是最基本的功课。 马来西亚教育的改革,至少在以下两大政治问题上,有宽宏的视野和文化自信才能走出新路,其他的都是技术和枝节的问题。 第一,走出单语民族主义。回看过去50年的历史,教育是不同版本的单语民族主义的冲突点。 马来西亚处在世界其中一个最繁忙的商业和文化交汇点,多元文化是我们的资产。有一天,当巫统的狭义族群动员消亡以后,我们都要一起打造一个完全跳出现在“国小”、“华小”、“淡小”的分野。我知道这样说,肯定有人会反驳,坚持华小再过五千年都得存在。我的说法是,如果没有“国小”的存在,就不必筑一道长城围起来称之为“华小”。 我理想中的马来西亚,是以后的华小也有很多巫裔学生,以后的华小不只教好英语和马来语,也教淡米尔文和印度文化与历史。我们现在所谓的“国小”也亦然如此。 第二,与走出单语民族主义相关的,是走出中央集权大一统。中央政府在基础教育的领域上,应该尽量下放权力给州政府,甚至民选的地方政府,让这些次级政府根据当地的文化需要分配教育资源。 我理想中的马来西亚,是有那么一天,砂拉越的各族孩子可以多学伊班文,吉打的孩子可以多读有千年历史的吉打王朝史而不是一味地以为马来西亚是从马六甲王朝开始。 《教育大蓝图》并没有超越单语民族主义和走出大一统这两个环节上。摆脱花俏的宣传口吻,这份文件,与30年前KBSR谈的,也没有多大的差别。只能唏嘘政治思维没有超越,教育成果停滞不前,牺牲的是孩子和这个国家的未来。 备注:此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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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阵可能败选的结构性因素

备受瞩目的全国大选逼近,许多对国阵政权不利的结构性因素早已在社会酝酿甚久,大量年轻人的人口结构、高度城市化、网络渗透率显著提升,包括国阵政权执政过久,都成为左右下届大选成绩的变数。尽管国阵迟迟举棋不定,不过马来西亚宪法规定国会最迟在2013年4月28日解散,进行第13届全国大选。届时国人和国际社会都可能需准备好面对自1957年独立以来,第一次的政权更迭。 如果按照2008年308大选成绩来看,国阵政府确实看似占了上风,在下议院的222席中赢走了其中的140席,而民联政府只成功攻下剩余的82席。可是,如果细看这两个政党联盟的实际差距,其实双方相去不远。国阵政府实际上仅赢得了51.4%的选票,而民联三党则占去了48.6%。换句话说,在790万 的有效选票中,国阵和民联实际上仅仅相差313,509张选票。 迄今为止,连合13个政党的国阵政府,仍以维持现状和强调过去的成就作为争取选民支持的主要策略。反观,民联政府则主张积极的政策改变才能提升国家整体的执政素质。值得注意的是,维持现状的保守策略基本上未必足以回应目前已逐渐在马来西亚成形的阿拉伯之春的人口结构的转变。 截至2012年6月底,一共有1290万名选民,其中250万、近20%的首投族,将会主宰来届大选的成绩。年轻人和都市人口也将会成为另一关键力量。目前,48%马来西亚人民位于25岁以下,70%人口为40岁以下。以巫统为首的国阵政府仍然相当依赖乡村的票源,如今70%马来西亚人多居住在城市地区,相较于1957年的11%和1980年的35%,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 这些年轻和都市的人口都高度使用网络。马来西亚有1750万名网络用户当中,网络渗透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61.7%。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是其中使用面子书最活跃的国家之一,共有1千200万名用户,全球排第19位。网际网络的普及提供人们寻找替代资讯的另一种可能,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国阵政府一直以来试图透过各种方式,如分发执照、电检制度、党政拥有权等来管控主流媒体的影响力。 除了北韩、中国和越南等非民选制的共产国家外,马来西亚的国阵政府是全世界自1955年以来执政最久的政体。实际上,国阵政府促成的种族政治、贪污腐败、族群内部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不只是边缘了非马来选民,同时也失去了马来选民。这可以从2008年选举结果看出有显著的马来选民对国阵政府失去信心而转投反对力量。 近年来,这种反对国阵政府的声音不减反增。沙巴州的卡达山-杜顺-姆鲁族高调批评该政府处理非法公民权弊案,认为这是巫统为了巩固执政权力的策略。另外,巫统企图透过党政媒体——马来西亚前锋报,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土权组织来挽留已逐渐缩小的马来选民支持。不过,巫统越是明目张胆地展现出种族本位,就越是难以保住中间选民的支持。 如今,马来西亚人民其实更期待的是看见更宏观全面的经济平等政策,以及建立一个开放民主廉洁的政府。不过,首相纳吉目前仍然只是透过各种微观的赢票策略来巩固支持,例如针对特定群体派发小额现款。臃肿呆滞的国政政权其实也在制造自己的敌人,同时民联政府也在这几年中开始累积了执政的实战经验和成果,让选民看见了另一种选择的可能。 按目前情况来看,那些有利于国阵在来届大选胜算的因素仍未出现,而社会已酝酿以上种种改朝换代的结构性因素,而且这意愿越来越强烈。或许这将会是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替换旧政府的契机。 编按:此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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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转捩点

马来西亚处 在历史的转捩点,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我们是台前也是幕后的推手。作为一名对历史负责的作者、做为一名研究伊斯兰政治与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我在这个栏位以 理性分析社会变迁的因素,也在这里呼吁马来西亚的各界跳出既有的思维框框,思考巫统政权终结以后,我们如何以新的思维、新的视角,重新打造马来西亚的未 来。 商界、华教运动、外国政府、社会运动、乃至报章,都需要新的视角看待这个国家新的可能,否则整个格局变动以后,会成为历史遗孤。 巫统政权自1955年联盟在自治邦选举赢得大多数席位以来,在西马执政57年、通过国阵在砂、沙执政49年,目前是世界上民选政府当中掌权最久的政府。只有北韩、中国和越南的共产党执政时间比国阵来得久。 马来西亚从乡村为主 (1980年只有35%住在城市)到城市为主(现在7成住城市);年轻人口占大多数(40岁以下人口7成,25岁以下人口48%);也是网际网络高度普及的国家,都是可能促成巫统政权崩盘的因素。 如 果巫统可以一直执政,归根究底主要有以下因素,一、靠非民主手段,包括控制媒体、未审讯扣留、选举制度偏颇执政党、司法的扭曲、政治化警察部队;二、靠石 油收入确保经济管理及格、并对关键的“定存”选民群(公务员、军警、巫统控制的乡村、垦殖民区、沙巴土著、砂拉月土著)进行经济收编;三、靠非民主手段和 经济收编,确保在野的民主行动党和伊斯兰党走不出各自的基本盘,成为永远的反对党。 2008年选举改变了政局。民联不单只成立,更在经历了无数挑战以后,维持原有的支持,并扩大新的支持群。国阵在过去四年来的基本策略有三:一、想尽办法在政治上摧毁安华和公正党;二、拉拢伊斯兰党和巫统结盟;三、制造民主行动党是反马来人政党的印象。 简单来说,国阵的策略预设没有民联的马来西亚,国阵就能长期继续执政。 更直接的说,来届大选,如果民主行动党在竞选的选区赢得四成马来选票,而伊斯兰党可以在其竞选的选区赢得过半的非马来人选票,国阵势将倒台。 这几年,从民调和亲身与全国选民的接触,上述的情况已经在半岛北马和中马成形,惟剩下柔佛和彭亨的华裔选民对伊斯兰党仍有戒心,而柔佛的马来选民因为是巫统堡垒,对民主行动党的戒心也比其他州属来得大。 国阵大部分的攻势,特别是通过《马来前锋报》的攻势,就是要确保马来选民不投民主行动党,同时要显示如果民联执政,行动党将主导政府议程,最终落实“基督教国”。 《星洲日报》于8月28日和29日关于伊斯兰党的两篇封面标题处理,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和伊斯兰党署理主席末沙布和总秘书穆斯达化在民联秘书处是工作伙伴,非常熟悉他们的思路。从星洲的辩解看出,星洲记者推断末沙布“任何议程都需要经过民主程序”就是要落实回教刑事法。末沙布在伊斯兰党内是不谈刑事法的领袖。 至 于和穆斯达化的访问,内文都大致上是他的思路。我和穆斯达化的交流很多,他对刑事法的态度很清楚:刑事法只有在社会没有贫穷、社会没有乱局、社会没有贪污 的完美大同世界里,才能执行在破坏大同的人身上;从他的角度,刑事法是阿拉降世的,但目前的执政任务是确保社会没有贫穷、没有乱局、没有贪腐。 穆斯达化与《星洲日报》的访问是在两周前进行。用他的访问,打出这样的标题,沿着末沙布的访问,来证明末沙布的访谈正确,我持保留的态度。 没有任何人要求《星洲日报》为民联“催眠”。我以最诚挚的心,希望《星洲日报》处在历史的转捩点,拿捏时代的脉搏,通过理性分析和深入报道服务读者。 (刘镇东研究伊斯兰党的其中一篇学术著作可见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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