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2

法文fin de regime大概可以译作“政权末”，用法像fin de siècle世纪末，指涉带着难以言喻的衰败的终结时期。自动执法系统（AES）是长期、深层结构问题和制度崩坏的表征。我看到政权晚期至少三个问题：与民生实况脱节、政府职能的混淆与私营化政策寻租掠夺。 2012年11月21日下午，国会激烈辩论交通部预算案与AES自动抄牌系统后，民联议员要求记名投票（国会一般是“发声投票”）。计票时，议会停下议事，大家都拿起相机拍照，连议长也不例外。过去两年的国会会议，几乎每一个会季结束前，大家都相互告别一番，以为大选就到了，选后再会时必已沧海桑田，也必有胜有输、有人归故里。这一次会季以后，大概不会再有会议（当然，政府还是可以在明年3月召开国会）。 计票的小空档，有点像告别会，但因为针对充满争议的AES而记名投票，浮现在我脑海的是fin de regime这个法文 — 一个执政良久的政府，却在政权晚期连连犯错，连本属小事的AES，也尽显衰败不堪。 这一个多月来，在餐厅、走廊和洗手间遇到国阵议员，都听到他们下骂政府“傻了”、“疯了”才推行AES，其中泗嘉亭议员阿都阿兹反对最激烈、投票时选择缺席，而之前公开反对AES的巫青团团长凯里则在投票时宁静非常、极不自在。 以后回过头来写历史时，AES很可能是政权末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 千古以来，掌政的不再理解民间疾苦、不再明白小市民的生活心声，与民生实况脱节，最终导致政权崩解。政府在发500令吉援助金给每月家庭收入3000令吉以下的国人时，必然知道全国上下共有6成家庭在过着十个瓶子八个盖、盖来盖去盖不完的生活。一张300大元没得打折的传票是国内6成家庭10%的月入，小市民不反感才怪。 政府职能混淆则是政权末的症状。交通部长江作汉在国会回答交通部的问题。问到马航，答案那是财政部的范畴；问到公共交通，是首相署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的权限；港口的实际运作也是财政部辖下，交通部只是所谓的“监管者”（regulator)；机场也是一样，实际运作是财政部底下的公司管理。 陆路交通安全算是交通部的责任，但却把执法这个政府的职责交给私人机构牟利。更甚的是，AES不是取代警察抄牌的新制度。警察抄牌继续，警察的电眼抄牌也继续。也就是说，以后，警察抄警察的，交通部外包AES抄他们的，大家抄得不亦乐乎，政府籍此变相征税，苦的是小市民。 江作汉还说，推行AES是因为宪法要求政府保障人民的性命，要动用宪法来说服大家。可是，每年车祸死亡的６千余人当中，三分之二是电单车骑士。交通部为电单车骑士做了什么？交通部有确保所有的高速公路都有好的电单车道吗？没有，江作汉会说，那是工程部的责任。交通部有确保公共交通便利、高效吗？因为只有这样，社会上比较贫穷的国人不必只是依赖电单车，可以搭公车。部长肯定的答案是：公共交通是首相署的责任。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交通部长不管公共交通？也就只有马来西亚。 最后，AES这件小事也将自1980年代初马哈迪上台以来推行的私营化政策的弊端一一显露。内政部长说警察自1995年起陆续购买124台抓超速的相机，一共耗资2350万令吉。民联议员提到这比美国城市的类似相机贵了10倍，副部长说价格包括培训等“服务”。 而警察的相机，又比AES来得便宜。AES的相机到底要投资多少，因为政府不愿公布合约，所以没人能确定。江作汉部长在国会罗列了一堆承包公司将负责的工作项目，来说明价格昂贵的原因。问题是，30年来的私营化政策BOT（建设、运作、交还政府）的模式，不就一再说明价格任由私营公司天价一番，小市民买单吗？ fin de regime一词一直盘旋在我脑际。 备注：此为原文  

Media statement by DAP MP for Bukit Bendera Liew Chin Tong on 22nd November 2012 in Parliament House, Kuala Lumpur Police Budget formula helps BN to remain in Government more than it helps prevent crime As Parliament concludes the debate on Budget 2013 this afternoon…

民主行动党升旗山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2年11月22日在国会发表文告： 警察预算案仅为了协助维护国阵政权多于打击罪案 国会于今日结束针对2013年内政部财政预算案的辩论，令人遗憾的是，2010、2011、2012和2013年的数字显示，国阵政府更有兴趣利用警察维持其政权，而不是打击罪案。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于2009年4月成为首相，2010年财政预算案是他的第一份预算案。自此纳吉拥有了改变历史的权力，所以也必须对我国罪案问题负全责。 在这个罪案越来越严峻的时刻，我们有必要讨论警察的工作内容和优先顺序，确保把所有警力投入防范和打击罪案。 在讨论警察的表现时，我们必须谨记，警察表现好坏、是否全力防范和打击罪案还是耗费宝贵的时间和人员维护执政党的政治地位，最终的责任不在警察部队，而在执政者身上。政府必须对警察的表现负起全责。 大马皇家警察部队于2010年获得45亿令吉的拨款、2011年58亿令吉、2012年63亿令吉拨款，而2013年65亿令吉。2013年比2010年的拨款增加了44%或18亿令吉。 （2013年预算报告显示，2012年的警察支出高达67亿8千万令吉，而其原本预算是63亿令吉） 然而，刑事调查部门在过去的4年都只获得8%的拨款。 其他的款额去了哪里呢？ 管理和后勤合共在2010年占用59%的款额，2011年和2012年则是55%，2013年为54%。 国内安全与公共秩序部门在2010年占总拨款22%，2011年25%，2012年27%，拨款额从2010年的9亿7千500万令吉，到2011年的14亿6千万令吉，到2012年的16亿8千万令吉，2013年为17亿9千万令吉。 2010年和2013年间，国内安全与公共秩序部门的拨款增加了84%，总拨款则只增加44%。尽管国内安全与公共秩序也包括交通警察和边界巡逻，但主要的职责还是维护政权，而非保护老百姓。 如往常般，情治单位（政治部）在今年获得6%的拨款。一个民主社会其实不需要象政治部般的情治单位。 2013年财政预算案提到情治单位是指出“情治单位是通过公开和秘密的手段，收集关于共产党、叛乱分子和极端分子的情报以维护国家安全，并且抵挡国内和国外的威胁。” 马共与马来西亚政府于1989年签订合艾和约至今23年，而巫统与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互动频密，现在还说反共有点可笑。 这些财政预算数字清楚说明，纳吉政府只在意维护政权，没有打算积极调动所有警力防范和打击罪案。 2010年、2011年、2012和2013年大马皇家警察获得的拨款 资料来源: Anggaran Peberlanjaan Persekutuan 2010, 2011, 2012, 2013   2010   2011   2012 2013 2010和2013年的增幅   RM % RM % RM % RM % % 管理…

Media Statement by DAP International Secretary Liew Chin Tong on 15th November 2012 DAP Condemns the Israeli Military Strikes in Gaza DAP condemns the current Israeli military strikes that have killed 11 people, including children, and wounded 100 more in the Gaza Strip in the…

在两党对峙的全国性民主选举中，很多时候是谁赢得中间游离的选票就能胜出，即我所说的”决战在中间”。很多人把中间游离的选票视为一群机关算尽、不关心国事的务实选民，但往往中间也可能是热情的。谁能把不同的选民群结合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胜出的机会就自然提高。 奥巴马总统连任成功，除了出人意料的桑地风暴，更重要的是他的两条竞选主轴：在身份政治上赢取青年、少数民族、妇女、同性恋等群体的全力和热情支持；在经济上强调政府的调节角色和互助精神，与白人工人、中产小户、及其他的”99％”同在。 类似的大联盟在美国是有先例可循的。罗斯福总统通过政府介入经济、创造就业机会、拯救大萧条，得到工人的强大支持。肯尼迪回应民权运动的诉求，以联邦政府之力，落实黑人平权，奠定民主党的黑人选票票仓, 克林顿则为民主党添加西班牙语系新移民的支持。 共和党方面，里根总统在经济上推动小政府，但在身份政治上比起现在对妇女、少数民族、同性恋非常不友善的共和党来得相对温和，在当时赢得中间的支持。 这次的美国总统选举，经济是最重要的议题。克林顿在民主党大会上说得好，美国人要在民主党的”同甘共苦”（”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还是共和党的”自扫门前雪”（”You’re on your own”)经济哲学中选其一。 共和党在极端右派政党的影响下，强调削减政府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打造小政府，进而为富人减税。反之，奥巴马任内在医疗改革上作出相当努力，在选举中不仅强调政府在调节经济、确保”美国梦”机会平等所扮演的功能，也指出经济要复苏，就需要有更多的工业就业机会等的政策论点。 《经济学人》称奥巴马的胜利是”宏观经济学”的胜利。罗姆尼和共和党对经济片面的看法，没有看到经济增长需要大家都有钱消费的基本逻辑，没有清楚地说明要如何创造就业机会。此外，埋怨小布什把经济搞垮的，多过埋怨奥巴马拯救经济不力的选民，也对罗姆尼不利。 罗姆尼也是栽在自己属于1％的经济贵族，并且曾说他的竞选不需要理会”47％没有纳税”（的穷人）。所以，也有人称本次选举结果为”1％的败选”和”99％的胜利”。 马来西亚的政治，其实也有类似之处。哪一个可以建立多元族群大联盟的阵线，赢得多数席次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同时，哪一个阵线可以代表99％的经济理想，就比较可能赢得政权。 备注：此为原文

Media statement by Liew Chin Tong, DAP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Bukit Bendera, on 2nd November 2012 in George Town, Penang Has MCA redeemed itself from the cooperative scandal? While the 1986 deposit-taking cooperative scandal which happened twenty six years ago has faded in the…

民主行动党升旗山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2年11月2日在槟城乔治市发表文告: 合作社丑闻 — 马华公会清白了？ 1986年爆发的合作社丑闻，迄今已经26年，很多人已遗忘尘封的历史，也有人在改写历史、漂白过去。 由亚洲策略与领导智库(ASLI)在澳洲墨尔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宣布，将颁发“终身成就奖”给马华公会前总会长陈群川。 马华现任总会长蔡细历在同一个记者会上，引述新加坡前主控官奈特指错控陈群川的言论，表示陈群川已经是清白的，“是时候还其清白”。 奈特的言论并没有获得新加坡政府的认同，陈群川在新加坡因失信新泛电案件服刑以后，也在马来西亚因为失信于合作社而被控和判刑。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认为陈群川是清白的。 更重要的是，马华公会至今并不曾为26年前失信于存款于24间合作社的54万名合作社社员作出公开道歉。 蔡细历指陈群川“清白”，是否也试图改写历史、漂白过去，也连带表示马华公会在合作社丑闻上“清白”？ 蔡细历必须交待他是否认为马华公会已经“清白”和“洗脱罪名”了。

全球不平等的现象，直接损害经济成长、人民幸福乃至国家稳定的局势，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公布了一份“公平经济议程”，为行动党及民联在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上提供论述的基础。 他的讯息很明确，认为槟州政府、行动党及民联的首要任务，是减少不平等问题。 向来拥有广大读者群、中间偏右的国际杂志《经济学人》，在最新期刊中一反常态地刊登了一篇专题报道，题为“真正的进步主义：资本主义与不平等的新政治学”，阐明“全球性不平等已经到达了一个让效率停滞，拖垮经济的阶段”。 该报道也指出，绩效制产生的种种不平等会破坏经济发展。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将会削弱机会平等，特别是在教育方面” 。 著名国际经济学者杰弗里·萨克斯教授（Jeffrey Sachs）日前在槟城研究所，强烈呼吁各国应落实社会民主，以确保在经济、教育、环境及治理上得到平等与永续性发展。 他以挪威及瑞典为例，证明有效的民主制将会让大部分人民谋福祉；反之，美国的政治被大资本家绑架而损害市井小民的利益。 马来西亚收入与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自1980年代就开始岌岌下降，跌至今年的0.46（0为最平等，1为最不平等），低于邻国新加坡。 目前，我国有60%的家庭收入每月低于3千令吉，这些人都是一个大马援助金500令吉计划下的受惠群体。换句话说，国阵政府实际上意识到身处最底层人民的需要，但除了派发现金外，国阵政府并未深思和执行任何制度性的改革。 另外，马来西亚公然寻租、贪污及纵容裙带关系的作风，足以成为朋党资本主义的最佳例子。 由此，林冠英的“公平经济议程”可说是马来西亚政经发展疲态的及时雨。民联若执政布城，除了政治民主化，也需要透过政策实施社会福利，缩减贫富差距，为全民创造更多平等的机会。 我们必须把“资源分配将带动经济成长”作为新策略，长期培养技术型劳动力、扩展人力资本和产业发展的潜能。政府需提升人民生活素质，才能维持持续性的内需（而不是加重家庭债务），进而在短期内恢复市场的元气（而非放纵房贷膨胀）。 面对贫富悬殊的社会，我们是时候摆脱绩效制，迈向以团结互助为核心思想的社会。社会越是不平等，只会让那些原本坐拥公私资源的朋党始终成为既得利益者。我们必须致力提升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的社会地位，才能水涨船高，全民受惠。 在稳定发展、机会平等的社会中，人民享有公平的财富和幸福，国家社会才能安定繁荣。 备注：此文刊登在2012年11月号《火箭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