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3

制度是活的，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完全不能调整的。此时此刻的马来西亚，需要我们共同思考现有制度的优缺点和局限，对照新的形势与现实格局，在提出新的制度想象。 印尼自1998年民主化以来，我认为最了不起的人物，是临危在苏哈多退位后上台的哈比比总统。尽管只在位很短暂的时间，但是他解决的长期困扰印尼国际想象的东帝汶问题，也在政府制度上推动地方分权，把地方的治权通过民主选举下放到地方去。对于中央集权程度非常高的印尼，那无疑是一场制度革命。印尼过去15年民主路上跌跌撞撞，但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地方分权。 马来西亚因为没有换过联邦政府，在制度与政策都在原地踏步，没有新的、全面改革的思维。在505大选前，民联对制度的论述，主要环绕在廉洁的领袖取代贪污的国阵领袖。在重新思考现有制度的讨论上着墨不多。 505大选以后，我们的使命还要扩大到想象符合新的马来西亚的制度改革，并且带领国人理解现有制度的不足与重新想象的必要。 马来西亚的两级半政治体制（联邦政府、州政府与由州政府委任的地方政府），有着许多需要我们大胆地重新想象，也要细腻的重新规划。 1， 沙、砂需要更大的自主权，但也需要更多的民主监督。在讨论沙、砂权限时，国阵跳不出为沙、砂提供更多的资源，民联归还沙砂石油税的承诺，某个程度上也是为两州提供更多资源的框架上讨论。然而，资源论无法回营“假如资源都给了贪腐的沙、砂领袖，就如现在的两州首席部长，对老百姓丝毫没有帮助”。另外，沙、砂两州的公民，对于联邦的不满，不只局限于资源而已。资源以外，还有地方的身份认同、文化价值、对于教育的想象等。 因此，对于沙、砂两州，新的想象应该要回到《马来西亚公约》的基础，把两州视为与整个马来半岛对等的单位，而非13州的其中一州。在这样的基础上，给予沙、砂各种自主权，包括交通和海运权、工业发展、以及回到马来西亚成立初期在教育的自主权。但是，地方自主权也必须建立在民主化的基础上，确保民选的在地领袖不会以新增权力与资源自肥。 沙、砂人民的疏离感之深刻，是以半岛本位为中心的政治领袖不一定能够理解的。然而，但如果什么都不做，未来仍会是个计时炸弹。 2，吉隆坡的位置。在民联对于吉隆坡的讨论，主要还是停留在“地方政府民选”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忽视两个重要的问题：a) 吉隆坡人民没有选举州议会的权利，与其他州属的选民相比，被剥夺了其中一层的民主权利； b) 吉隆坡市政府的预算、权责都比半岛所有的州政府来得大。例如，雪州2014年的预算案只有18亿零吉，吉隆坡市政府在10年前的预算就已超过20余亿令吉。吉隆坡市政府连市议员都没有，只有咨询委员。 对于吉隆坡的位置，我们应该超越“地方政府民选”的窠臼，直接提出吉隆坡州政府的新想象，再从“吉隆坡州政府”的讨论中，刻画出吉隆坡在新的马来西亚的各种可能。 3，联邦、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三角关系也需要超越“民联赢得联邦、一切就能解决”的论述；而“地方政府民选”也不是解决我们城市问题的万灵丹。 马来西亚从独立以来的编制都相当倾向中央集权，特别是独立的背景是与马共开战的“紧急状态”，而马来西亚成立时的背景是与印尼的武装对抗。凡有战争，中央集权是相当自然的结果。 然而，在社会相对和平以后，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关系，又因为大部分的州政府由国阵执政，完全依靠联邦政府的资源与党内中央控制关系，州相对于联邦的权力每况愈下。而在英国时代属于马来联邦的州属，又因为联邦控制公务员体系，进一步无法开展长期的州政府议程。 州政府的权力在马哈迪执政后期国有化水供资产、固体废料处理、废水处理等，更显得失去存在的意义。 但是，吊诡的是，地方政府的权力与资源，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却大得超乎想象。例如联邦政府2014年的预算是2640亿令吉，与一般在10亿令吉上下的各州预算，是天渊之别。然而，国内有多个市议会的预算，是过亿令吉的。例如在雪州，沙亚兰、八打灵、首邦、安邦、吧生等市议会，槟城的槟岛和北海市议会的年度预算案，都是两亿令吉以上。 这样的三角关系是需要重新想象，重新调整的，否则只有一再重演权责不平衡的问题。如果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实行地方政府民选，州政府大概也不需要存在，因为地方政府将同时掌握民意与影响人民生活的实际权力。 我们需要联邦把更多的权力下放州政府，让州政府成为一个可以影响国人生活的实体。同时，以后的市议会，应该都要民选，但我们也许需要更多比较小、权力也比较小的市议会，却更能反映民意。而原有的交通与城市规划和统筹功能，可能上缴州政府负责。 505大选以后的政治空间，让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这个国家的各种可能，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完全超越巫统/国阵设下的制度框架，为下一代马来西亚的福祉寻找新的想象。 备注：刊登于2013年12月1日《火箭报》

伊斯兰党将于11月22日举行大会，选出新的两年一届的领导层。这是505大选后的第一次党选，但更重要的意义，是伊斯兰党针对未来方向进行辩论的党选与大会。 伊斯兰党创始于1951年的巫统伊斯兰学者派系，参与者包括前首相阿都拉的父亲与祖父。1954年，巫统阻止党员拥有双重党籍之后，伊斯兰党才算走自己的路。在1955年举行的自治邦选举，联盟获得51席，伊斯兰党获得硕果仅存的1席，为该党以后在马来亚政治的生存与发展留下伏笔。 1959年独立以后第一次选举，伊斯兰党一鸣惊人，夺下吉兰党和登嘉楼州政权，惟登嘉楼在1961年因议员跳槽而失去政权。伊斯兰党可以说是巴基斯坦以外，唯一尝到权力滋味的伊斯兰政党。当时，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还在面对领袖被处决和大逮捕。 从吉兰丹崛起的阿斯里虽然直到1971年才正式当上主席，领导伊斯兰党在1973年与联盟组成联合政府，并于1974年加入国阵。然而，从1950年代下旬起，阿斯里就很深刻地影响着该党的运作，直到1982年10月的党大会上辞职，尔后离开伊斯兰党，前后20余年。 1977年11月发生了吉兰丹危机。国阵通过紧急状态强取豪夺吉兰丹州政权，伊斯兰党被开除出国阵。1978年3月，伊斯兰党在吉兰丹州选举中惨败，直到1990年10月的大选赢回吉兰丹政权，全线在野一共12年。 1982年是伊斯兰党的历史分水岭。阿斯里离开以后，伊斯兰党新的领导层高举“宗教师领导”（Kepimpinan Ulama) 的旗帜（阿斯里并非宗教师，其领导以马来民族主义为主要诉求），可以说是重新建党。当时推举出来的主要领袖有尤素夫拉瓦（Hj Yusof Rawa）、聂阿兹（Tok Guru Nik Aziz Nik Mat）、法兹诺（Ustaz Fadzil Noor）和哈迪阿旺（Tuan Guru Haji Abdul Hadi Awang）。前两人在长时期伊斯兰党，但很受推崇，后两者则从回教青年运动（ABIM）开启政治参与生涯。 尤素夫拉瓦在1989年退休，法兹诺则在2002年6月辞世，剩下聂阿兹与哈迪阿旺撑起过去十余年的斗争。其中哈迪阿旺参与核心领导层时才只有35岁。伊斯兰党在等待下一代深具威望的领袖群。 1998年9月安华被开除，伊斯兰党籍此事变，党员人数在一年内从45万激增到80万人，后来甚至增加到百万人以上。在1998年以前，伊斯兰党主要的支持力量来自于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登嘉楼。到了1998年，很多不认同国阵与讨厌马哈迪，但也对安华有保留的城市马来人蜂涌加入伊斯兰党，希望伊斯兰党可以取代巫统执政马来西亚。 已故法兹诺就曾在伊斯兰党大会（Muktamar）提出，该党原有的结构、领袖和党员，皆需要处理新党员所带来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更要把伊斯兰党“主流化”（mainstream），而不再局限于只能获得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登嘉楼人支持的乡区政党。 但是，要争取全民支持、争取中央执政权，伊斯兰党就需要与其他在野党结盟，也需要在政治议程上，争取全国各地的各族人民支持。1998年以来，该党党内关于方向的讨论，主要就环绕在要争取政治中间，还是只要巩固基本盘就好。 马来西亚目前的人口7成以上住在城市，马来人当中也有6成以上是城市居民。 我国的人口也有7成是0岁到40岁，换句话说，只有3成人口是40岁以上的。马来人的人口平均年龄更低。要执政中央，伊斯兰党需要与年轻的马来西亚、尤其是马来人，还有城市化马来西亚对话。 马来西亚社会经历了2008年和2013年大选，可以说已经确立了一个50对50的格局。支持执政党与支持在野党的人数不相上下，至少从选票而言。要执政就得争取各族的游离选票。也就是说，伊斯兰党要延续在2013年大选获得大量非马来人的选票的形势，也要和友党一起开拓沙巴和砂拉越的票源。 伊斯兰党需要为新的马来西亚、为未来的马来西亚准备执政人才。我见过很多非常有才华、社会经验丰富、见闻广博的伊斯兰党青中年党员，他们离散在政府部门、政府官联企业和大企业等，但是全面从政的不多。我敢说，伊斯兰党党员的人才库，是全马各政党最强的，只是在伊斯兰党的执政州以及党内的阻止当中，他们尚未找到角色来扮演。

505大选以后，“涨价”成为国阵联邦政府的唯一政策。从消费税、汽油、电费到门牌税，一以贯之的就是往小市民身上榨取更多的税金与收费。但是，在外需不稳定的情况下，新增税金和收费将形成“杀鸡取卵”的效应，最终加剧经济风暴的风险。 政府与各界需要认真评估2015年出现经济风暴的可能性。 首先，2015年4月实行消费税，此举将导致可支配收入减少，进而导致国内需求降低。同时，政府与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认同，消费税势必在实行的首年导致短期的通货膨胀，而至于通胀是否持续则没有共识。 第二，当美国联储局最终结束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时，利率势将提高。可以这么说，2015年的利率有很大的可能将比2013年来得高。高利率将进一步抑制国内需求。当美元随着量化宽松的结束而升值，入口将更为昂贵，有可能也会导致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就算马币贬值，出口也不一定会增加。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和欧洲的失业率高、家庭收入停滞，对亚洲的出口产品需求不高。此外，一些美国制造业也开始回流到美国生产，进一步限制出口的增长。 第三，棕油的价格可能会在2015年放缓。预计明年的大豆丰收，将会影响原产品价格。另外，随着南美洲甚至非洲也种植棕油的情况下，棕油的供应方面，也面对产量过剩的可能。棕油价格放缓，将对半城乡地区特别是依靠原产品的小园主造成影响。 第四，马来西亚是否会面对产业泡沫? 当消费税实行、高利率和低原产品价格同时出现，产业泡沫是否会随之而来，是令人忧虑的情境。当有人因为上述因素无法偿还贷款而变卖产业，泡沫就可能爆破。马来西亚家庭贷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成以上，风险特别高。 此外，国际评估机构对马来西亚政府公共开支的质疑，最终将导致政府必须付出更高的借贷成本。当政府以更高的利率借贷，私人银行的利率也会随之增加。 石油价格到底会涨价还是降价很难预估，但涨和降对马来西亚都是双面刃。如果降价，政府不必付还那么高的石油津贴，因而可以减少财政赤字。但是，石油降价也可能导致国油的石油税金减少，进而导致政府赤字恶化，也导致政府的信用度降低。 在大环境的风险如此严峻的时刻，国阵政府向小市民开刀榨取更多的税金和费用，无疑将导致“杀鸡取卵”效应，加剧经济风暴的风险。

Saya masih ingat ketika saya berjalan dari bilik saya menuju bilik mesyuarat dalam sebuah hotel di Port Dickson pada Julai 2005. Kebetulan muka depan akhbar The Star dalam tangan saya memaparkan gambar Hishammuddin Hussein yang sedang menjulang keris dalam Perhimpunan Agong UMNO. “Kebetulan” ini sungguh…

自2005年起到2013年505大选，通过BERSIH串联起来的模式，简单而言，可以说是以政治民主化为主题。505大选以后，经济民主化是我们需要深耕的区块。我们的挑战是，如何告诉华裔支持者，其实很多马来人一穷二白，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援助；也要告诉马来人，不是每一个华人都是富裕的，大部分的华人在辛勤拼搏。 我们需要的是团结互助，我们需要在经济的论述上超越国阵的族群经济分工论，也要超越国阵的发展主义。 2005年7月，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和伊斯兰党的领袖在波德申聚首，会商如何走出2004年大选惨败的困局。行动党已于2001年9月22日退出替代阵线，因此在野党没有正式的联盟关系。2004年大选在野各党都惨败以后，更有一段低潮期。很多在野党的朋友问道，在强权底下，马来西亚反对政治还有可能吗？ 2004年大选尤其在雪州的选举舞弊，更是让人义愤填膺。我还记得当时担任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席候选人方贵伦的竞选主任。投票日那天大约下午4点时，雪州的朋友来电问，投票时间延长到7点吗？我说，怎么可能？结果，真的是延到7点。雪州选民册之乱，也是为人诟病。 在如此“绝望”的情景下，在野三党2005年7月的波德申会议，决定搁置歧见，专注倡议选举改革。选举改革本来是个没有人关注的议题，经历了两年半的努力，2007年11月10日，BERSIH大集会代表的政治民主化诉求，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最大型动员的主题。 往后，还有BERSIH 2.0 （2011年7月9日）、BERSIH 3.0（2012年4月28日），也有反对内安法令的动员（2009年8月1日），也有2013年1月12日的民联全民集会。当然还有兴权会、华文教育以及绿色集会等。 无可否认，428是这个模式群众动员的最高境界，505是政治民主化诉求的最高选举成绩。 一路向前，政治民主化是我们必须继续保温经营的。另一个政治区块 – 宗教、族群、皇室则是巫统的强项，当然越强调宗教、族群与皇室，也将让被排在认同以外的人反感。 真正需要开拓，需要认真思考和经营的是经济民主化的区块。 随着国阵政府面对财政压力，又没有新的思维，开始往小市民的身上开刀挖钱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是深化对国阵经济模式的批判，开创新的经济论述。但是，这其中需要我们的支持者摆脱从族群的角度看待贫穷问题。 我以中、英和巫文发表《消费税的玄虚》一文，指出消费税最终向贫穷的马来西亚人征税，会导致总体需求下跌，进而导致经济萧条。有位支持者写电邮告诉我，他希望那篇文章是我的助理写的，而不是出自我的手。他认为，马来人不缴税，现在有了消费税，大家被迫纳税，是件天大的好事。 这样典型的族群经济思维，是我们集体要超越的。我们必须看到经济的连锁关系，也要看到经济其实分不了族群，我们其实在一个共同体。 当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马来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生老病死、都会需要衣食住行，都有可能面对天灾人祸，我们才能超越国阵的族群经济论述，找到经济民主化的动员契机。 备注：本文刊登于2013年11月1日《火箭报》

Pegawal keselamatan warga asing haram menjadi isu terhangat setelah berlakunya tragedi pembunuhan Norazita Abu Talib baru-baru ini. Pegawai Ambank di USJ ini ditembak mati oleh seorang pengawal keselamatan yang memiliki MyKad palsu. Dua kes yang agak sama menyusul kemudian, sehingga kita tertanya-tanya, bagaimana kejadian sedemikian…

Joint media statement by Kluang MP, Liew Chin Tong; Serdang MP, Dr Ong Kian Ming dan Bukit Bendera MP, Zairil Khir Johari on 7 Nov 2013 in Kuala Lumpur The objective of the 1bestarinet project l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 to “transform the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