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February 2017

 文／旺哈密迪（民主行动党Roketkini与Sekolah Demokrasi发起人） 民主行动党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坚守自由、正义，还有团结互助的基本原则。在实践方面，当然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政党或团体，我们也不例外。 我们并不否认，行动党内还有一些人，仍然对党的理念、原则和斗争感到混淆。他们当中，有人质疑行动党已经迷失方向，不惜批评党领袖为了讨好马来人而向“伊斯兰霸权”妥协、害怕“马来人至上”的特权，就连元老级的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也难以幸免。 林吉祥志在救国，倡议与各方合作一起拨乱反正，包括前首相马哈迪、国阵领袖等等，避免马来西亚继续陷入诚信、领导和经济上的种种危机，沦为失败国家。无奈，林吉祥的好意被说成迷失自我、忘掉党的斗争、饥于拉拢马来选票。 有者还认为，行动党一直以来的斗争就是捍卫华人的权益，指责林吉祥为了“政治正确”偏向作为马来西亚多数族群的马来人。也有人批评行动党不再坚持“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原则。 “忘记历史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哲学家桑塔亚那的这句话颇有意思。自大与狂妄的人，才会拿“原则”充当借口，把错误推给别人，不愿为了人民和国家的福祉而与他人合作。我们当中，也许还有很多人分不清楚原则与策略的差异。 德国历史的教训 1930年代的德国，曾经出现一个在二战期间夺走上千万条生命的独裁者、政党及意识形态。希特勒与纳粹党不但残杀了600万多名犹太人，还屠杀了其他群体多达数百万人，包括吉普赛人、牧师、残障人士、性少数群体、工会领袖、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只因为希特勒觉得这些人没有生存在世的资格。 其实在1928年德国大选，纳粹党只赢得2.8％的选票，社民党和共产党的得票率则分别有29.8％与10.6％。问题在于社民党与共产党互视为最主要的敌人，两党拒绝互相合作。此外，他们当时根本不把希特勒和纳粹党放在眼里，只是把纳粹党人看成一群妄想执政的种族主义分子。这两个抱有进步价值的政党，坚信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会受到希特勒渲染的种族性言论摆布。 由于社民党和共产党彼此过于憎恨对方，他们没有意识到德国的经济问题会让希特勒的种族论述凑效。德国人民的生活日益艰苦，希特勒通通归咎国内的犹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这套说法开始吸引到德国多数族群的支持。事实上许多犹太人也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与所有德国人民一样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1930年德国大选，正值德国政治危机发生之时。纳粹党取得惊人的成绩，从2.8％的得票率暴增到18.3％，还吸走了社民党的选票。共产党的得票率则上升到13.1％。倘若社民党与共产党那时愿意合作，他们将有37.6％的选票，掌握更稳定的支持基础。 政治危机尚未结束，德国在1932年举行大选，短短几个月内再有一次重选。社民党与共产党依然水火不容，让不少人民感到失望，改以支持纳粹党，让纳粹党的得票率多达33％。这也证明德国人民已经接受了纳粹党政治宣传的那一套内容，把希特勒推上了权力高峰。掌权后的希特勒与纳粹党，随意逮捕政治异议者，以及不喜欢的族群与群体，将他们无审讯扣留，并且凌虐迫害。 想象一下，如果社民党与共产党早在1930年初联手起来，希特勒和纳粹党今天或许只是被写在历史书里的注脚，二战及后续的事件也很可能不会发生，世界因此就不一样了。 如果我们今天不愿意跟次要敌人合作，抗衡更巨大、更危险的敌人，受苦的会是所有人。国家会被更残酷、更残暴的政权统治，除了有能力移民出国的人士，我们所有人将留下来面对更艰难的生活。 德历史之于大马的意义 如果民主行动党自视过高，拒绝与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合作救国，人民将会唾弃行动党。行动党若被视为离地政党，与人民脱节，那拒绝行动党的就不仅仅是马来人，而是华人、印度人、卡达山人、伊班人和各族群的中间、务实选民。 大部分的华裔选民在2008和2013年全国大选票投行动党，不是因为他们把行动党看作华基政党，而是因为他们深信马来西亚人民已经做好改朝换代的准备。试问如果华人把行动党视为华基政党，那为何行动党之前都不受华人青睐？1966至2004年之间，行动党获得的支持有起有落。如果行动党是华基政党，那为何华人之前会比较支持马华公会及民政党，甚至是人民进步党？沙巴和砂拉越的华裔选民，为何也支持国阵成员党呢？ 团结互助，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少了团结互助精神，民主行动党将把自己局限在少数族群政治当中，与马华公会争夺马来西亚30％的总选票，也就是全国所有华裔选民的选票。当国阵巫统政府使出肮脏手段，透过选区重划减少那些华裔选民占多数的议席，事情将会变得更糟糕。实现改朝换代，会是最好的反抗方法，行动党唯有和其他政党合作，才能一起带来改变，这就是多党民主。 林吉祥联合各方，共同促成拯救马来西亚运动，若此举被视为背叛党的原则，行动党只能等着被淘汰，沦为边缘政党。届时行动党赢得一些人的喝彩声，却赔上所有马来西亚人的未来。如果行动党党员和领袖真的相信平等权利，就应该摆脱“受害者”与“少数族群”心态。人人皆享有平等的公民身份，没必要回到以种族和宗教分而治之的旧政治。我们追求的平等不应只是在种族之间，还有性别平等、各州平权、机会平等，以及更多。 林吉祥为国家奋斗了50年，多年来饱受批评、侵害、羞辱、诋毁，还两度遭到暴政无审讯扣留，但这些都浇灭不了林吉祥的铿锵意志。希望各位，尤其是年轻一辈，不要随随便便以粗言秽语对待这位值得尊重的领袖。 在国阵巫统的统治下，各种族、各宗教，甚至是各地域之间确实有越来越大的隔阂。行动党一定会继续对抗这样的政治霸权，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非回到自独立以前就出现的局面，让各族回到自己的圈子分而治之。团结互助，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少了团结互助精神，任何一个政权都能轻易摧毁人民的抗争。纳粹暴政当年对犹太人展开大屠杀，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写过一首诗，警惕人们在大是大非前，切勿自私自利。 “起初他们（纳粹）抓了所有的共产党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接着他们抓了所有的社民党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社民党人。 然后他们抓了所有的工会骨干；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工会骨干。 后来他们抓了所有的犹太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他们来抓我；到那时候，已经没有剩下能出声讲话的人了。” （原文“Benarkah DAP sudah gadai prinsip?”刊登于民主行动党Roketkini网站。

 为马来西亚寻求改变、希望看到改朝换代的进步力量，特别是民主行动党的同志，要一直警惕自我，不要陷入“华裔是少数民族论”的保守论述当中而不自知。 当前我们面对最新的两个挑战是，第一，川普出任美国总统后，激化全球身份认同之间的强烈冲突，各方都很容易陷入强调族群或者宗教的身份认同政治，很容易形成“少数民族”对抗“多数民族”的论述陷阱。 殊不知，民主行动党的政治，乃至马来西亚华文政治论述过去四十年，其实就是在突破“华人在朝有人好办事”、“华人大团结给力马华”、“华人是少数民族要集体对抗多数民族”的论述。回到根本，就是打破“马华公会代表华人少数民族”的论述。同时，马来西亚政治也进入要协助马来人打破“巫统代表马来人、伊斯兰党代表穆斯林”的认同，走进公民价值与政策辩论的进步政治话语当中。 第二，随着中国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强大，马来西亚有些华裔政党和人士提出“中国强大就是马来西亚华裔好”的说法，我们在欢迎中国强大的当儿，也要进一步重申和阐述马来西亚华裔不是需要中国庇护的华侨，而是独立国家的公民。 马来西亚政治论述史上，有一道可谓最深刻的分野在于，保守政治认为这个国家是由各个族群组成、各自利益不同互斥、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博弈；进步政治认为这个国家以公民个体组成社稷，公民有族群身份认同但不是政治动员的唯一身份认同，公民也是纳税人、公民也是男性／女性、公民也可以是青年、公民也可以是雇主／工人。 这一道保守政治与进步政治的分野，不只是政党之间的分野，在政党内有时也是政治论述的分野。政党内有有保守派、有进步派。有些时候，政党、政治工作者乃至选民也不是分得那么清楚，游走在两者之间。 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这个一党独大制的国家，从英国殖民独立60年来皆由巫统主导，执政者操作族群符号，日常生活也往往以族群身份来组成（从身份证到就业到社区），保守政治论述是主流，进步的公民政治论述往往滞后。 回顾1969年513事件以后的四十余年三段标杆性的时期的华文政治论述，就可以看到保守与进步论述之间的拉扯和张力： （一）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华人集资自救、华人大团结” 独立至1969年之前，马华公会靠大商家支持，上层领导以英语精英为主，下层以新村和乡区教师为基层领袖（与巫统的结构相似），城市工人则过半支持以劳工党为主的反对党（1969年大选劳工党杯葛大选，民主行动党与民政党崛起成为新的在野党势力）。 1969年513事件以后，巫统从各族族群精英相对分享权力转向巫统主导，通过新经济政策强力重组经济结构。华裔小商人和基层社会在焦虑中，李三春和他后来招揽的陈群川在马华公会通过号召华裔小商小市民集资自救、华人大团结，成立马化控股对抗巫统政府在新经济政策底下设立的各个大型投资臂膀。 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华裔基层把毕生积蓄交给马华公会的政治精英，去抗衡政府靠石油税金打底的企业王国，而马华公会又是执政党之一，是可笑滑稽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并不可笑，陈群川等被捧为“民族救星”的马华领袖，在1986年的合作社风暴中，导致超过50万名华裔存款者失去积蓄的悲剧。 保守政治少数民族论的“华人大团结、华人自救”说法，让华裔基层选民上了昂贵一课，也是马华公会在1986年和1990年大选大败的重要原因。1995年、1999年和2004年大选国阵的胜利与马华公会无关，是首相马哈迪和阿都拉的国策使然。 马华公会在1986年以后，再也无法大幅动员华裔基层选民，需依附巫统和巫统提供的巫裔选票生存。换个角度说，这昂贵的一课以后，华裔选民的政治意识有了大幅的提升。（林武聪编《宁我是灯：许光道文集》［燧人氏：2011年］把那个年代批判得最深刻，鼓励比我年轻的朋友找来看看）。 （二）1980年代中至2005年——从“打入国阵，纠正国阵”到“两线制” 董总已故主席林晃昇先生的格局与视野，云云华团领袖当中无一可以相比。1982年董教总推动“打入国阵、纠正国阵”，通过许子根、郭洙镇、王添庆和江真诚参与民政党，期望可以改变全国政局；到1985年提出《十五华团宣言》、1986年大选前，率领十五华团与各族政党包括伊斯兰党对话，提出“两线制”的说法，奠定华文论述中的公民进步政治基础。 1999年大选前黄进发的“人民是老板论”和由郭全强先生带领的《华团诉求》是与两线制论述一脉相承的——从华裔的身份认同出发，以公民的身份参与和影响全国政治。黄进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华裔要抗拒“甲必丹政治”的诱惑。 林晃昇先生与他的支持者在1980年代的论述与民主行动党在1969年至1990年大选奋斗的正面结果，是1990年10月21日大选四个月后，马哈迪政府全面调整政治基调——提出“2020宏愿”与“马来西亚国族”的说辞。 1990年大选，由于巫统1987年的分裂，产生46精神党以及在野党的首次结盟，在选举中一度出现马来选票大量流失的可能，最终国阵以东姑拉沙里戴的十字帽做文章，挽回支持。马哈迪政府意识到，如果非马来人选票七成支持在野党，马来选票也流失，国阵失去政权的可能性大有可能。 从1991年2月提出马来西亚国族至2005年7月巫统大会希山慕丁“亮剑”的14年间，族群之间的舆论冲突极少，马哈迪当时的“敌人”是美国、英国、澳洲、新加坡和犹太人，不是国内华裔。 因为马哈迪族群政策的转向以及1990年代经济蓬勃发展，1995年大选民主行动党从1990年的高峰跌下，从20个国席剩下9个国席。 1997年7月发生亚洲经济风暴，延伸到1998年9月安华被革职的政治风暴，中间有1998年5月印尼“烈火莫熄”变天、强人苏哈多倒台。马来西亚华裔对苏哈多倒台的记忆，是倒台前一周5月13日和14日的暴动中“排华”事件。而在经济风暴中，马哈迪拒绝国际货币组织的政策，让被高利率影响的华裔小商喘一口气。 到了1999年大选，国阵马华公会的论述是“华裔少数民族”要避免印尼暴乱（背后的潜台词是513事件），马华妇女组的菜篮政治就是叫华裔妇女大选期间多储存粮食避免骚乱。 1999年的马来海啸当中，有55%的马来选民投反对票，但是因为华裔选民在经济危机与恐惧中接受马华公会的“少数民族”论述，错过了马来西亚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的可能。 （三）2005年迄今的悖论 2004年大选可说是马来西亚政治史上族群动员最少的大选。阿都拉首相新上任，竞选的主轴是反贪、告别马哈迪时代、国家中兴改革；而选后阿都拉对媒体相对开放，也造就了各语文报章、电视不以族群动员，而是以公共政策和议题作为主轴。 我在2005年从澳洲回到马来西亚，有幸参与Astro及后来一共四个电视台的华语清谈节目的黄金时代。当时的马来语电视台也邀请在野党，伊斯兰党开明派领袖当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因为公共议题论述能力强而崛起。Astro当时谈得最多的议题是国会改革、警察改革和华小校长贪腐问题，这些都是与之前中文媒体以华基政党、华教、华团和华商为主的报道完全不同。 马华公会和国阵华基政党在这个时代是没有角色的。马华公会自1990年代的浮罗交怡计划，到黄家定的终身学习计划，就是潘永强概括得最好——“逃离政治”、“不务正业”。 这也是blog部落客人人自己写自己的报纸的开始。 在这个公民政治抬头的年代，少数民族论是会被人嘲笑的。 也在这个时候，巫统保守派在2005年7月的大会不满阿都拉打贪和改革的主轴而反扑，重新提出在1991年后低调处理的新经济政策及马来人议程。希山慕丁“亮剑”是这个时刻的代表。因为巫统的向右转，华裔的族群论述也被鼓动。 2008年大选和2013年大选，华文论述当中，不管公民政治动员还是族群动员，都是一面倒向支持改朝换代。净选盟和绿色盛会吸引大量华裔参与就是例子。 505大选之后，尤其在2015年6月民联瓦解以后、2015年8月Bersih 4之后，有着微妙的变化。大部分的华裔选民还是接受公民政治动员，但是，有些参与者在怀疑改朝换代是否还有可能？在纳吉与伊斯兰党结盟以后，公民动员是否还有突围的空间？也有人在问，民主行动党应该坚守公民动员、动员包括马来人，还是“留守”华人少数民族的这个论述空间。 我们处在的时代，有些困顿，但也有机遇。此刻我们，尤其在民主行动党的同志，需要看到，若要避免像1999年马来海啸风起时，华裔选民退缩到少数民族论的保守空间当中，进步力量就得更努力推动公民动员，确保公民动员不只动员华裔选民，也在公共政策与议题上，与马来选民的新一波政治海啸接轨。 马来西亚在等待华裔、印裔、巫裔和任何族群的大部分选民，都能看到马来西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的未来，不在族群论述中，而在公民动员。 （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暨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7年2月3日发表的分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