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7

纳吉拜相第八年:原地踏步的经济政策

纳吉于2008年9月17日接任财政部长,并在2009年4月3日正式拜相。然而,在九年的财长和八年的首相生涯里,纳吉的经济政策只是一直原地踏步,彻底错过了让马来西亚经济重返正轨的改革契机。 一个进步和关怀的政府,应该要有长远的规划造福全马人民,并且密切咨询私人领域,让依赖大量非技术劳力的经济活动升级,追求技术与专业。 这也是希望联盟在来届大选执政后,最主要的议程之一。新政府将以良好的治理为宗旨,确保经济和民生获得改善。 在谈以机械取代人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4.0)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在纳吉的执政下,非技术外劳已经很大程度取代了本地劳工。虽说这样的问题早在纳吉拜相前就发生,但是却在他任内变得更糟。 走出现有低技术、低生产、低薪资的恶性循环,最好的方法在于促成一个高技术、高生产、高薪资的良性循环。 这过程一点也不简单,纳吉也让国家虚耗了几乎一个十年,白白浪费了重整经济政策的机会,但是希望联盟会扛起重担,为我国经济掀开繁荣的新一页。 纳吉依然摸不着头脑 我在前一篇预算案案前评论《毫无经济政策可言的纳吉经济学》里,对纳吉空洞无物的经济政策表达遗憾。随后纳吉以一篇长达17页的《我对马来西亚经济的愿景》作为回应,却进一步显示了他并不了解马来西亚小市民的真正需求,也不知道如何让马来西亚再次辉煌起来。 纳吉除了继续为一马公司护航(灵北区国会议员潘俭伟已对此做出了许多精辟分析和反驳),也提出了许多歪理替消费税和津贴削减背书,并否认令吉贬值与他的政策失败有关。 纳吉与他的跟班继续活在经济良好的假象中,甚至不断指责在野党“破坏”和“颠覆”国家经济,这样的字眼似乎暗示着异议者会因为批判纳吉的经济政策而有可能受到对付。就如“国王的新衣”,所谓的美好经济是靠着谎言和威权维持起来。 为何马来西亚人民不满? 纳吉身边的智囊很有可能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况,以致他完全不懂民间疾苦,也不了解大部分马来西亚小市民的不满,尤其是对以下几种经济现状: (一)消费税、令吉贬值和政府撙节(削减福利、医疗和教育的公共开支,姑且不论纳吉和罗斯玛的奢华生活和滥用政府专机出国)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小市民受到的影响越来越严重,但政府却不愿意承认我们正处在一个宁静的危机中。 (二)我们在面对着双速经济,尤其是出口业的表现因全球经济复苏而变得很好,国内市场却因为人民可支配收入收缩、减少消费而变得低迷。由于出口业越来越少聘用马来西亚劳工,改聘更多的非技术外劳,因此我国也没有从出口业的表现中受益太多。况且我国出口业依赖的大部分是进口货品,也意味着对国内经济没有增值作用。 (三)纳吉去年提呈2017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叫年轻毕业生去卖椰浆饭,也叫失业人士去驾驶优步,当中并没有实际的方案解决就业问题。如今,越来越多的马来西亚人到新加坡从事3D(肮脏、艰辛和危险)工作,也有越来越多的马来西亚人“跳飞机”到英国、澳洲和纽西兰非法工作。马来西亚较多的是低薪资和低技术的工作(只有30%是专业技术雇员),青年失业率也很高,还有多达35%的家庭靠着非正式经济的工作来维持。纳吉根本不在乎国人的这些问题。 如何重整我国经济? 纳吉必须搞清楚马来西亚经济面对的重重问题: 首先,出口业带领增长的经济模式有其限制,或更准确来说,它在我国已经走到了尽头。自1970年代初期,出口业造就了马来西亚多年的繁荣,一直到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便在出口业失去了竞争优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欧美国家的需求放缓使到马来西亚出口业遇挫,出口业带动增长的策略再也行不通了。 把完成品出口到中国和日本也不是一个好的策略,两国已经有很强的工业基础。采取出口业带动增长的经济模式,前提是要加强投资在生产上,并维持低薪资的政策。相信这也不是我们未来想要的情况。 第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就应该尽早重整我们的经济。2010年3月31日出炉的“新经济模式”便有相关建议,但如前篇所述,“新经济模式”推出不久后就在马来右翼组织的反对下夭折了。 中国是从依靠出口业转向依靠国内消费带动增长的一个例子。过去数十年,中国逐步注重在提升打工族的收入,借此刺激国内消费,同时也发展服务业,填补工业生产停滞的真空。 纳吉完全没有意识到全球大环境的变化,经济发展的策略至今还是依靠出口业和巨型工程(公共交通基础建设如捷运等)。 自2009年以来,国内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力,但很多都是依靠债务而非收入。因此,我国的家庭债务也占了国内生产总值大约90%。 马来西亚目前吸引外资设厂,聘请廉价外劳组装进口零件,这些对国内经济都没有增值作用,让国家陷入奇怪的双速经济。我们在出口业看到一些增长,但马来西亚小市民却被排除在外,无法从中受益,还要受到消费税、令吉贬值和津贴削减带来的经济压力。 第三,就业作为经济的核心。纳吉和他的跟班常说,政府为国人创造了上百万的工作机会,但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清楚回答,到底所谓工作是什么类型的工作,还有技术要求和薪资呢? 纳吉过去几年,并没有认真应对我国经济过度依赖非技术外劳的问题。众所周知,外劳中介是其巫统朋党的一门大生意,减少外劳人数等同于牺牲朋党的利益。 纳吉的经济政策打从开始就一直原地踏步至今,若早在2009年确立一套长远的改革议程,着手应对我国经济的挑战,马来西亚就不会如此虚耗了近十年的时间。 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暨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7年10月26日发表财政预算案案前评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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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预算被砍,医疗物品循环使用?

《自由今日大马》(FMT)引述医疗界的消息来源指出,政府削减公共医疗开支导致部分政府医院循环再使用一次性医疗物品。在该新闻网的后续报导中,卫生总监诺希山随后证实此事,并认为部分一次性医疗物品可以安全循环再使用,而卫生部长苏巴马廉也表示,政府医院将依据厂商的说明使用这些一次性医疗物品,若能循环再使用便就再次使用。 此事显示了政府过度的撙节,不惜大砍政府医院的预算,不能省的一次性医疗物品也要省,让社会大众对我国公共医疗体系顿失信心。 无论是药物或医疗物品,都难逃预算削减的情况。2017年财政预算案,政府医院在药物供应的预算从2016年的15亿9560万1600令吉,被削减到12亿9276万1700令吉,少了18.98%。预算削减,不只是马来西亚小市民遭殃而已,就连享有较好医疗福利的退休公务员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过去,联邦政府退休公务员可以到私人诊所看病,之后拿药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医生给的处方,到任何一间私人药剂行自己付钱买药,再拿收据向公共服务局申报请款。另一种是到和政府签约并在Oratis 系统内的药剂行买药,药剂行再向政府请款,当然其中有很多令人诟病的地方。 政府大砍今年的预算,也在4月取消了这个让人诟病的系统,规定退休公务员回到政府医院看病及拿药。 另外,来自政府医院相关人士给我们的数据是,该医院2017年的“药物类”预算比2015年少了近22%,而“非药物类”(Item Bukan Ubat/Consumable)包括医疗用品较2015年少了将近33%。 “非药物类”的预算面对最大的削减,不要忘记上面所提及的,政府在2017年规定所有退休公务员必须回到政府医院看诊和拿药,在大砍预算和退休公务员回到医院拿药的双重压力之下,今天出现医院循环使用医疗物品的新闻一点也不意外,这不过是政府医院中不能说的公开秘密而已。 首相纳吉将于本周五在国会提呈2018年财政预算案,希望纳吉不要拉长补短粉饰我国的财政状况,以撙节之名继续牺牲公共医疗的开支。 政府医院是许多生命的最后一线希望,政府部门可以省钱的地方太多了,只要少坐飞机出国一趟就好,只要少做一些政治形象包装工程就好,只要把外包的拿回来自己做就好,实在没有必要让政府医院循环再使用医疗物品,拿人民的性命当赌注。 (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暨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7年10月25日在吉隆坡发表的文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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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uhanjaya Tenaga perlu melindungi pengguna dalam proses tuntutan kerugian hasil TNB

  Ucapan Ahli Parlimen Kluang di Kamar Khas Parlimen pada 23 Oktober 2017 Tindakan tuntutan kerugian hasil oleh Tenaga Nasional Berhad (TNB) terhadap pihak yang dituduh terlibat dalam kes-kes penggunaan elektrik secara curang seperti curi elektrik atau ganggu meter telah menimbulkan banyak rungutan daripada kalan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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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经济政策可言的纳吉经济学

“经济完全没有危机!”——纳吉和他的跟班都沉醉在这样的假象中,某些政治小丑还一直在赞扬“纳吉经济学”这个政治修辞,对民间疾苦完全视若无睹。 2017年10月27日,首相暨财政部长纳吉将在国会提呈他的第九份财政预算案。在这之前,我会写几篇预算案案前评论,就几个关乎国家前景的议题,提出我的看法。 2008年9月17日,时任首相阿都拉面对巫统党内逼宫,纳吉在这样的紧张氛围下接任了阿都拉的财政部长职,为接班做准备。当时的2009年财政预算案在2008年8月29日已由阿都拉提呈。纳吉在2009年4月3日拜相,并在同年10月23日提呈了他的第一份财政预算案。 纳吉在2010年3月31日,也就是担任首相接近一年后,提出了所谓“新经济模式”(New Economic Model),那时算是一套相对有板有眼的经济政策框架。可惜在今天,纳吉的新经济模式早已经名存实亡。 马来西亚著名经济学者佐摩(Jomo K.S.)最近接受《当今大马》的访问,并对新经济模式有蛮中肯的见解。他点出,新经济模式是新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经济改革,不能说很好,也不能说不好,但至少对过去累积起来的老问题,以及矛盾重重的政策,提供了迟来总比不来好的改革建议。可是经过多年的观察,相信很多人都会认同新经济模式只是华丽的政治修辞,执行上显得非常空洞。佐摩表示,新经济模式基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下,在宣布不久后就遭到摒弃,并没有成为一个新的政策框架。 我和佐摩所见略同,新经济模式背后的意识形态虽说是新自由主义,但它至少举出了一些方案。 新经济模式不复存在 新经济模式有三个重点值得一提: 第一,马来西亚不能再仅靠国内或国外的直接投资,或依赖更多的非技术劳工。我们必须以创新的元素提高生产力。 第二,“社会包容”是新经济模式的三大模式,另两个是“高收入”和“永续”。世界银行于2010年指出,不平等是马来西亚经济必须应对的一个大挑战,“包容”是减少“不平等”的关键。 第三,新经济模式主张把更多的经济决策权从中央政府下放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相反的,我国的经济决策权逐渐集中在纳吉自己手中,甚至略过了内阁。 新经济模式的主要建议如下: “经济发展方式:旧式与新经济模式对比” 旧方式 新经济模式 1 成长主要通过资本累积。集中于投资在生产和有形基本设施,结合低技术劳工以生产低附加价值的出口产品。 通过生产力取得成长。集中于创新性程式和新式工艺,获得健全水平的投资和人才支援,以生产高附加价值的物与劳务。 2 国家在经济中佔支配性的参与。政府在特定经济领域进行大规模公共直接投资(包括通过官联公司投资)。 私人领域领导成长。促进全面竞争行业之间的竞争,以恢复私人投资和市场活力。 3 中央集权的策略策划。联邦政府对经济决定提供指导和批准。 决策本地自主。授权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推动和支持成长倡议,鼓励地方之间竞争。 4 平衡的区域发展。把经济活动分散到各州,以散佈发展的利益。 群集和以经济走廊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把经济活动集中,以取得大规模生产,以及更好的提供支援服务。 5 偏袒特定工业和企业。以奖掖和融资的方式为特定实体提供优惠待遇。 偏袒具工艺能力的工业与企业。提供奖掖以支持创新和冒风险,使到企业家开发高附加价值的产品与服务。 6 出口依赖3G(美国、欧洲和日本)市场。生产链的一部份供应消费品和部件到传统市场。 亚洲和中东导向。积极开发与整合区域生产和金融网络,以影响投资,贸易和概念的流通。 7 限制外国技术工人。担心外国人才会取代本国工人。 留住和吸引技术专业人士。招揽所需要的人才(包括本国和外国人才),以激励创新、高附加价值的经济。 (由隆雪华堂翻译自政府出版的《马来西亚新经济模式(第一阶段)》。) 我不全然认同新经济模式的所有建议,但它至少有个框架和方案。 新经济模式推出不到三个月,纳吉在2010年6月提呈了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草拟的第十大马计划。 新经济模式是由多位资深经济学者在征求广泛社会大众的意见后制定,而大马计划却是官僚之作。新经济模式与第十大马计划两者之间似乎难以“对话”。 纳吉对经济政策欠缺清楚的想法,也不知道要如何做抉择。在一些马来右翼组织抗议后,新经济模式推出不久后就夭折了。 最低薪金与一马援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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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为何落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国会即将在下周一复会,我将提交一道国会问题,以期排入10月24日(星期二)的部长问答时间,让外交部长阿尼法针对马来西亚落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事向国会和全马人民做出说明。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于2006年3月,是联合国系统中的政府间机构,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工作,解决侵犯人权的状况,以及对人权课题提出建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共有47个席位分配予五大区域:亚太地区13席、非洲13席、东欧6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8席,以及西欧和其他国家7席。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每年改选三分一的成员国,今年共有五个候选国角逐四个代表亚太地区的席位,选举透过联合国大会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尼泊尔(165票)、卡塔尔(155票)、巴基斯坦(151票)与阿富汗(130票)在这次选举挤出了马来西亚(129票)。 马来西亚在1993至1995年、1996至1998年、2001至2003年,以及2005至2006年期间,就已经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成员国。该委员会在2006年改组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后,马来西亚也在2006至2009年,和2010至2013年期间担任了两届成员国。 马来西亚的落选让人感到意外,这是一个外交上的失败,当中详情有必要清楚告知国会。 谨此吁请议长班迪卡把我的国会问题排入议程,阿尼法必须向国会说明,在游说和争取支持的竞选过程中,政府一共耗了多少成本?为何我们会落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暨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7年10月19日发表的文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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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全球都市化的迅速扩展,世界城市人口占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而马来西亚就有7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因此城市治理对于各国政府都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政府如何治理城市是检视其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城市治理的成败,往往取决于政府有没有搞好一座城市的命脉——交通。 马来西亚无疑是一个反面教材。政府在交通政策的失误、失当与失败,让小市民在经济和生活素质方面承受了最惨痛的代价,甚至还赔上一条又一条的性命。 根据尼尔森在2014年的市场调查,马来西亚的拥车率位居世界第三高,即93%的家庭拥有至少一辆车,54%的家庭拥有超过一辆车。我国总人口为3170万,却有多达1100万辆注册汽车和1100万辆摩哆,但如此庞大的拥车率,并不代表着人民有强大的购买力,也绝对不是国家繁荣富强的象征。由于公交系统规划不周,汽车和摩哆在马来西亚几乎是必需品,拥车率直接反映的是决策者的失败。 “一个发达国家的象征,不是穷人有车驾驶,而是富人乘搭公共交通。”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长佩尼亚洛萨(Enrique Peñalosa)的这句话,也是我对马来西亚未来的期许。无奈事与愿违,我国正在朝着的方向是个倒退——多数的穷人都有车,较穷的则使用摩哆。 私家车作为必需品,车贷、汽油、保养费和维修费等通通都被计算在小市民的生活成本内,这也占据了都市年轻家庭三分之一的收入。在糟透的经济环境下,许多人的收入已经赶不上通货膨胀,拥车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国家的需求放缓使到马来西亚出口业遇挫,我国的经济也因此转向依赖国内消费。要是大家没有被迫拥车,人们便会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去消费在国内各领域的市场,整体上带动市场的活跃,让国家的经济增长。换句话说,消费低迷是因为小市民生活负担重,生活负担重是因为经济不景气,而经济之所以停滞正是因为人们要养车而没钱消费, 现在的经济困境可说是一个恶性循环。 曾经,我们是一个靠出口石油赚取外汇的国家,但随着国内私家车对汽油的需求和仰赖日益增加,我国在2014年反倒成为了石油进口国,人民不得已买更贵的汽油。 须知油价与车祸有一定的因果关系,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经济研究中心2012年发表的一篇研究指出,油价的上涨会导致更多汽车驾驶者改用摩哆代步,曝露在“皮包铁”的高车祸死亡风险当中。 我国每年约有7000人魂断公路,其中三分之二是摩哆骑士,受重伤的也不计其数。2016年发生的交通事故已让我国损失了92亿令吉,包括医疗费用和生产力损失等等。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令人心酸的惨剧,许多家庭因一场车祸彻底改写了所有人的命运。 我在2008年当选国会议员不久,认识了一位选民希山。他在2000年骑摩哆遇上车祸,从此全身瘫痪。2016年开斋节前夕,我收到这位老朋友的信息,得知他18岁的儿子也因为摩哆意外而脸部受创。两代人,同是摩哆车祸,这悲剧让我瞬间掉泪。 政府的政治意愿,将决定这个国家会不会有更多的希山父子。现有的问题已经让人民消耗太多的经济与社会成本,我们当务之急是要先搞好公交系统,提供更便捷和有效率的公交给马来西亚人民。 然而,被交通部长廖中莱追捧为“公交之父”的首相纳吉,充其量也只是建了一堆巨型工程,而非一个完善、整合的公交系统。公交之间没有连接贯通,就如捷运与电动火车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无法作为一个整体的公交系统来经营和运作。 再者,捷运与轻快铁延长线这些巨型工程,是以带动周边的房地产与购物广场为主要考量,让建筑商和发展商远比广大人民获益更多。切记公交的规划和设计必须优先解决人们上下班的烦恼,而不是带大家到购物广场。 良好的公交系统,把人们从家里到目的地的每一哩路贯通起来,在砸大钱做巨型工程之前,我们必须先要想好如何解决“第一哩路”与“最后一哩路”的问题。如果铁路是公交系统中的主干,巴士就是非常重要的分支,也是最实惠的选项。我常开玩笑说,一辆欧洲制造的巴士,即便在令吉贬值和包括贪污“油水”的情况下,最多也只是叫价70万令吉。 今天的吉隆坡大都会,面积比1985年大了整整三倍,但巴士的数量在30年来已从1500辆减少至不到1000辆。我们需要更多有效率、准时的巴士,以及妥善规划的快捷巴士(BRT),这将会是提升公交系统最低成本、最快的方法,服务更广阔地区的人群。 2008年6月4日,时任首相阿都拉宣布汽油调涨40%,我当时和槟州首长林冠英在韩国首尔,我们就此讨论槟州政府应该如何帮助小市民应对汽油暴涨的问题,促成槟州打开全马先例,推介了“CAT”(城市地区交通)免费巴士服务。槟州政府率先确立了公交服务是政府有义务提供给人民的一项公共服务,颠覆了当时各级政府“使用者付费”的保守观念。接下来几年,吉隆坡市政厅、雪州政府、柔州政府,甚至是八打灵市政局,都各自推动了免费巴士服务。 相反,财政部长机构(MoF Inc.)独资掌控的国家基建公司作为多个公交服务的营运者,透过收取高昂的车资让小市民间接承担其200亿令吉的庞大债务,这样的做法让公交服务失去了公共服务的本质。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大吉隆坡地区的交通阻塞让当地损失了1.1%至2.2%的国内生产总值。交通拥挤并不只是首都独有的问题,全国所有二线城市亦面对同样的困境,可见这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影响颇大。 如果要在全国各大城市发展公交,动辄上百亿令吉的巨型工程并不是最佳选择,因为公交在上下班以外的非繁忙时间,几乎都是很少人使用的,就如公路上的交通状况一样。我们不如把公帑用在刀口上,采取一个比巨型工程更实惠的方案,比如提升各地的巴士服务。 现有的城市发展模式并没有造福多数人,反而是进一步激化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局面,尤其是因为那些偏袒少数人的政策与规划。我把公交系统的改革,视为一个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唯有具备多元和包容各阶级的公交系统,才能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求,让多数人真正受益。 城市不该让小市民失去灵魂,沦为一个只有生存,没有生活的单向度社会。城市理应是一个充满创意、想象和活力,让人追梦并圆梦的地方。我们追求一座包容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城市”,让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平等机会,共享一座城市的光辉。 (刊登于2017年10月15日《东方日报》言论版的〈观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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