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6

废除死刑:敦促阿莎丽娜和阿邦迪动起来

谨此恭贺国际特赦组织马来西亚分会,以及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促成了今年的世界废死日系列活动。 基于行程撞期,恕我无法出席。 10月10日是世界废死日。 还记得在2011年6月,我刚巧路过时任首相署部长纳兹里(专责司法事务)在国会的办公室,就在这样的机缘下第一次参与了废除强制死刑的议题。 应纳兹里的邀请,我帮他办了一场国会圆桌会议,该会决议为:促请政府(一)暂停执行死刑,以便对死刑做更周全的检讨;(二)终止强制死刑,并把酌情权回归到法官。 透过与纳兹里的合作,我清楚知道马来西亚当务之急,是先终止强制死刑,并逐步在日后全面废除死刑,相信法律界及广大社会也将支持这样的议程。 对于这种渐进的争取方式,我并无异议。2011年以后的两个立法方向,就是采取渐进/共识的途径达成。第一,在所有罪行当中,废除强制死刑的刑罚,并把酌情权交予法官。第二,因贩毒罪成被判死刑者,占了全体死囚三分之二,因此有必要检讨贩毒罪的死刑,加以区分毒骡与毒枭。 我和纳兹里联办的圆桌会议至今已有五年,政府的不作为令人感到遗憾。据我所知,2013年接替纳兹里掌管司法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南希苏克里,对废除强制死刑也抱持善意,但除了在2016年3月宣布检讨死刑以外,她几乎没有太多的表现。 2016年7月,首相署部长阿莎丽娜正式出掌司法事务的前一天,我在机场与之巧遇。我就废除强制死刑一事,主动伸出了援手。 我热切希望在阿莎丽娜的任内,至少要有一些正面进展。 改革死刑制度,是我在国会的民主行动党同志古拉、卡丝杜莉,以及哥宾星(还有已故卡巴星)一直投入时间和精力推动的倡议。我们由衷希望看到一些改善与正向进展。 从我与纳兹里和南希苏克里的言谈中,得知总检察署对废除死刑毫不让步的态度,也很有可能是一个阻力。总检察长阿邦迪是时候就这个议题,与广大社会展开对话。 废除死刑,或是最起码的废除强制死刑,似乎都不是总检察长与政府所重视的议题。不作为,等同让过去几年的努力前功尽弃;更重要的是,不作为,等同于阻碍我们的国家建立一个更符人道,且人人受到公正对待的司法制度。 最后,我再次恭祝今年的世界废死日系列活动一切顺利,但愿废除死刑的醒觉意识得以在更多马来西亚人民之间广传。 (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2016年10月9日世界废死日系列活动致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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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阵丧失柔佛州议会2/3多数优势

随着柔勒区州议员沙鲁丁受委为土著团结党总秘书,国阵正式失去了柔佛州议会的2/3多数议席优势。 柔佛州民主行动党乐见其成,并认为这样的政局发展有助于推动柔州乃至全国的政治重组。 柔州议会共有56席,在野党于2013年大选赢下18席,其中13席为行动党。柔州之前一直被视为国阵堡垒,2013年大选的结果可说是在野党的一大突破。 沙鲁丁退出巫统,让州议会里的反对阵营增加到19人,已超过全体议席的1/3,足以否决国阵的2/3优势。 重组后的反对阵营若要组成柔州政府,必须在州议会掌握29席,目前尚欠10席。 毋庸置疑,今天的柔州已不再是国阵的堡垒。我们当然也明白在野党的前路依旧荆棘满道,但随着国阵丧失了柔州2/3优势,这样的政治新局总算摒除了我们的心里障碍。 (民主行动党柔佛州主席暨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6年10月7日在居銮发表的文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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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财政预算案:遏制首相“收买基金”刻不容缓

  做一个抉择 编列预算这一过程,是在各种选项中做出抉择,及其优先顺序的排定。 2017年财政预算案,即将于2016年10月21日出炉。在日益艰困与全球经济放缓的大环境下,预料政府征收到的公司税会跟着减少。自2014年10月暴跌的油价,短期内无法回升到之前几年甚至数十年前的水平,这也意味着政府的石油收入将大幅缩水。 消费税的实行让国内消费萎靡不振,占用了马来西亚小市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令吉剧挫导致进口通膨,进一步冲击国内消费。我们清楚知道,政府因国内消费的影响,来自个人所得税、公司税,以及消费税的收入也随之变少。 简言之,明年财政收入将呈现赤字,政府有需要为此做出艰难的抉择。 政府大致上有以下几个选项: 一,增税,但此举会引起更大的民怨,也在经济放缓的环境下,让本来就已经乏力的国内消费变得更糟。 二,借贷,但政府目前已经负债不少,此举将扩大我国的债务,也让国家承担更多的连带负债。 三,减少开支,但有两个问题来了:a)若政府一次过减少太多开支,我国经济或有严重衰退的风险;b)什么应该删减?什么又应该保留? 政府必须有所选择。 在有关削减公共开支的讨论里,卫生、教育、福利往往首当其冲。然而,在这家庭负债高、收入低、经济放缓的时代,人们对公共医疗、教育、福利的需求更大。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国家,可尽量避免在人民有难的时候雪上加霜,删减这些预算。政府应从其他开支下手,并把任何可用的资源转投在公共医疗、教育和福利上。 近年的财政预算案中,首相署编列了一笔发展预算,由首相本身掌控动用该笔预算的酌情权,我们的研究称之为“收买基金”(Slush funds)。2014至2016年财政预算案,分别编了至少70亿令吉的“收买基金”。纳吉拜相之前,几乎没有这样的先例。 相较于预算案的其他项目,这笔可任由首相酌情使用的预算,并没有列明实质的用途,也因此难以监督。这严重违背了财政预算案的立法程序,我们敦促政府立即删除这笔“收买基金”。 首相署开支在纳吉时期翻倍 首相署现在可说是马来西亚政府里的超级部门,设有部长9人、副部长3人,以及51个附属单位。 我们的研究并没涵盖公共服务局、总检察署与反贪委员会,这些机构广义下隶属于首相署。巧合的是,《The Edge Financial Weekly》的Chua Sue-Ann也做了相同的研究(刊登于10月3日)。惟她的研究包括了上述三个机构,显得首相署更庞大。   我们以2010年物价作为通膨调整值,做更周全的对比。除2015和2016年是预估金额外,之前的年份皆为实际开销。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事先声明,马来西亚首相署早在马哈迪时期就已相当庞大,远大于多数国家的首相和总统办事机构。 不过,纳吉时期的首相署确实是空前的臃肿,办事机构的规模让纳吉犹如“总统型首相”。 本来可以用于公共医疗、教育、福利的资源,也被首相署夺取,以便维持整个编制的运作。 预算总额方面,2000年的1110亿令吉,已在2016年倍增至2670亿令吉;光首相署就暴增了四倍,从2000年的52亿令吉,飙升到2016年的200亿令吉。 最大的涨幅就在纳吉掌权之后。阿都拉退位前的最后一项财政预算案(2008年),为首相署编了70亿令吉的预算。首相署预算于2009年增至100亿令吉,2016年则为200亿令吉,在纳吉时期翻了两倍。 2002至2008年之间,首相署预算仅占总预算不到4%。纳吉接棒的第一年,也就是2009年,首相署预算占总预算的百分比略升至4.9%。2010至2015年这几年,首相署预算占总预算的百分比,则是介于5到7%。2016年财政预算案,首相署甚至牺牲了其他部门和重要的公共开支,占了总预算高达7.6%。 巨额发展预算 纳吉执政下的首相署,仍然拥有巨额发展预算,与整体发展预算紧缩的情况大相径庭。 在2016年财政预算案,整体发展预算只有19%,但首相署占了其中的27.5%,牺牲了那些理应优先的公共开支。 “收买基金” 在纳吉之前,我们不曾听过有这笔任凭首相酌情使用的发展预算,或“收买基金”。 根据近年的联邦开支预估,首相署在2009年纳吉拜相后,增设了许多用途不明的发展项目,包括发展计划(Program Pembangunan)、消除贫穷协调计划(Penyelarasan Program Pembasmian Kemiskinan)、小型计划(Projek-projek Kecil)、特别计划(Projek Khas)、亲民计划(Projek Mesra Rakyat),还有协调基金(Dana Fasilit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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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JET 2017 Membendung ‘dana gelap’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sebagai keutamaan negara

Membuat pilihan Belanjawan tidak terlepas dari persoalan membuat pilihan dan menetapkan keutamaan. Bajet 2017 yang akan dibentangkan pada 21 Oktober 2016 adalah sebuah bajet yang bakal dirangka di atas latar ekonomi global yang lembap dan bergerak perlahan. Ini bermakna kerajaan turut berhadapan penurunan jumlah cu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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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镇东在北京大学专题演讲——中国在东南亚要有50年的视野

  “中国对东南亚需要更细致的战略与外交作业,也需要更长远的视野,最好有50年的视野。” 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暨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9月23日,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南亚专家翟崑教授邀请,发表以“中国在东南亚:机遇与挑战”为题的英语专题演讲,探论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 刘氏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四点看法: 第一、中国要避开把东南亚看作中美博弈的场域。中国的主流外交论述认为美国欺压中国,但中国要理解,相较于东南亚各国,中国是个巨大的军事与经济强国。 第二、尽管东盟除了是论坛,就没有太多的作用,但维持东盟完整,对中国和区域稳定是正面的。 第三、中国在东南亚处处机遇,不宜孤注一掷专注在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美国和东盟各国都应该正视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安全忧虑,然而,安全问题与主权问题不必完全挂钩。 第四,中国对东南亚宜有50年的视野,长期经营广泛且全面的政府对政府、商贸、民间交流等,切忌短视或者短线操作。 刘氏指出,当前的中国犹如1960年伊始的美国。1945年战后美国经济一直向上提升,到了1960年肯尼迪当选时,美国的政经氛围都是前所未有的强大。1960年的美国对东南亚正面的影响包括和平队(Peace Corps)数以万计的青年到世界各国下乡服务,也开始发展非常值得敬佩的东南亚研究与教学。但1960年代也以美国因受到“骨牌理论”(domino theory)而对越战作出重大的误判。 中国的经济和整体国力,已经来到前所未有的境地,而东南亚是中国最重要的近邻,需要中国更细致和全面的耕耘。 这也是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与教学崛起、为世界学界贡献的机遇。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很多还是以“华侨华人”作为研究对象与路径。这也许已不符合时代的需求,也不符合中国社会当前的需要,尤其在推动“一带一路”以后。中国需要更多像北大翟崑教授,以国际关系和其他专业学科研究、观察和理解当代东南亚。当然,东南亚国家也需要更多研究当代中国的智库和学术机构,才能达到相互交流、对话、理解,避免任何对形势的误判。 刘镇东此行也会见在北京和上海的马来西亚学生,以及于9月25日在上海为上海净选盟(BERSIH  Shanghai)演讲。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翟崑教授颁送纪念品予刘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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