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October 2017

Suruhanjaya Tenaga perlu melindungi pengguna dalam proses tuntutan kerugian hasil TNB

  Ucapan Ahli Parlimen Kluang di Kamar Khas Parlimen pada 23 Oktober 2017 Tindakan tuntutan kerugian hasil oleh Tenaga Nasional Berhad (TNB) terhadap pihak yang dituduh terlibat dalam kes-kes penggunaan elektrik secara curang seperti curi elektrik atau ganggu meter telah menimbulkan banyak rungutan daripada kalangan…

Read MoreSuruhanjaya Tenaga perlu melindungi pengguna dalam proses tuntutan kerugian hasil TNB

毫无经济政策可言的纳吉经济学

“经济完全没有危机!”——纳吉和他的跟班都沉醉在这样的假象中,某些政治小丑还一直在赞扬“纳吉经济学”这个政治修辞,对民间疾苦完全视若无睹。 2017年10月27日,首相暨财政部长纳吉将在国会提呈他的第九份财政预算案。在这之前,我会写几篇预算案案前评论,就几个关乎国家前景的议题,提出我的看法。 2008年9月17日,时任首相阿都拉面对巫统党内逼宫,纳吉在这样的紧张氛围下接任了阿都拉的财政部长职,为接班做准备。当时的2009年财政预算案在2008年8月29日已由阿都拉提呈。纳吉在2009年4月3日拜相,并在同年10月23日提呈了他的第一份财政预算案。 纳吉在2010年3月31日,也就是担任首相接近一年后,提出了所谓“新经济模式”(New Economic Model),那时算是一套相对有板有眼的经济政策框架。可惜在今天,纳吉的新经济模式早已经名存实亡。 马来西亚著名经济学者佐摩(Jomo K.S.)最近接受《当今大马》的访问,并对新经济模式有蛮中肯的见解。他点出,新经济模式是新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经济改革,不能说很好,也不能说不好,但至少对过去累积起来的老问题,以及矛盾重重的政策,提供了迟来总比不来好的改革建议。可是经过多年的观察,相信很多人都会认同新经济模式只是华丽的政治修辞,执行上显得非常空洞。佐摩表示,新经济模式基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下,在宣布不久后就遭到摒弃,并没有成为一个新的政策框架。 我和佐摩所见略同,新经济模式背后的意识形态虽说是新自由主义,但它至少举出了一些方案。 新经济模式不复存在 新经济模式有三个重点值得一提: 第一,马来西亚不能再仅靠国内或国外的直接投资,或依赖更多的非技术劳工。我们必须以创新的元素提高生产力。 第二,“社会包容”是新经济模式的三大模式,另两个是“高收入”和“永续”。世界银行于2010年指出,不平等是马来西亚经济必须应对的一个大挑战,“包容”是减少“不平等”的关键。 第三,新经济模式主张把更多的经济决策权从中央政府下放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相反的,我国的经济决策权逐渐集中在纳吉自己手中,甚至略过了内阁。 新经济模式的主要建议如下: “经济发展方式:旧式与新经济模式对比” 旧方式 新经济模式 1 成长主要通过资本累积。集中于投资在生产和有形基本设施,结合低技术劳工以生产低附加价值的出口产品。 通过生产力取得成长。集中于创新性程式和新式工艺,获得健全水平的投资和人才支援,以生产高附加价值的物与劳务。 2 国家在经济中佔支配性的参与。政府在特定经济领域进行大规模公共直接投资(包括通过官联公司投资)。 私人领域领导成长。促进全面竞争行业之间的竞争,以恢复私人投资和市场活力。 3 中央集权的策略策划。联邦政府对经济决定提供指导和批准。 决策本地自主。授权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推动和支持成长倡议,鼓励地方之间竞争。 4 平衡的区域发展。把经济活动分散到各州,以散佈发展的利益。 群集和以经济走廊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把经济活动集中,以取得大规模生产,以及更好的提供支援服务。 5 偏袒特定工业和企业。以奖掖和融资的方式为特定实体提供优惠待遇。 偏袒具工艺能力的工业与企业。提供奖掖以支持创新和冒风险,使到企业家开发高附加价值的产品与服务。 6 出口依赖3G(美国、欧洲和日本)市场。生产链的一部份供应消费品和部件到传统市场。 亚洲和中东导向。积极开发与整合区域生产和金融网络,以影响投资,贸易和概念的流通。 7 限制外国技术工人。担心外国人才会取代本国工人。 留住和吸引技术专业人士。招揽所需要的人才(包括本国和外国人才),以激励创新、高附加价值的经济。 (由隆雪华堂翻译自政府出版的《马来西亚新经济模式(第一阶段)》。) 我不全然认同新经济模式的所有建议,但它至少有个框架和方案。 新经济模式推出不到三个月,纳吉在2010年6月提呈了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草拟的第十大马计划。 新经济模式是由多位资深经济学者在征求广泛社会大众的意见后制定,而大马计划却是官僚之作。新经济模式与第十大马计划两者之间似乎难以“对话”。 纳吉对经济政策欠缺清楚的想法,也不知道要如何做抉择。在一些马来右翼组织抗议后,新经济模式推出不久后就夭折了。 最低薪金与一马援助金…

Read More毫无经济政策可言的纳吉经济学

马来西亚为何落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国会即将在下周一复会,我将提交一道国会问题,以期排入10月24日(星期二)的部长问答时间,让外交部长阿尼法针对马来西亚落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事向国会和全马人民做出说明。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于2006年3月,是联合国系统中的政府间机构,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工作,解决侵犯人权的状况,以及对人权课题提出建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共有47个席位分配予五大区域:亚太地区13席、非洲13席、东欧6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8席,以及西欧和其他国家7席。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每年改选三分一的成员国,今年共有五个候选国角逐四个代表亚太地区的席位,选举透过联合国大会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尼泊尔(165票)、卡塔尔(155票)、巴基斯坦(151票)与阿富汗(130票)在这次选举挤出了马来西亚(129票)。 马来西亚在1993至1995年、1996至1998年、2001至2003年,以及2005至2006年期间,就已经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成员国。该委员会在2006年改组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后,马来西亚也在2006至2009年,和2010至2013年期间担任了两届成员国。 马来西亚的落选让人感到意外,这是一个外交上的失败,当中详情有必要清楚告知国会。 谨此吁请议长班迪卡把我的国会问题排入议程,阿尼法必须向国会说明,在游说和争取支持的竞选过程中,政府一共耗了多少成本?为何我们会落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暨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7年10月19日发表的文告。)

Read More马来西亚为何落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公共交通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全球都市化的迅速扩展,世界城市人口占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而马来西亚就有7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因此城市治理对于各国政府都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政府如何治理城市是检视其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城市治理的成败,往往取决于政府有没有搞好一座城市的命脉——交通。 马来西亚无疑是一个反面教材。政府在交通政策的失误、失当与失败,让小市民在经济和生活素质方面承受了最惨痛的代价,甚至还赔上一条又一条的性命。 根据尼尔森在2014年的市场调查,马来西亚的拥车率位居世界第三高,即93%的家庭拥有至少一辆车,54%的家庭拥有超过一辆车。我国总人口为3170万,却有多达1100万辆注册汽车和1100万辆摩哆,但如此庞大的拥车率,并不代表着人民有强大的购买力,也绝对不是国家繁荣富强的象征。由于公交系统规划不周,汽车和摩哆在马来西亚几乎是必需品,拥车率直接反映的是决策者的失败。 “一个发达国家的象征,不是穷人有车驾驶,而是富人乘搭公共交通。”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长佩尼亚洛萨(Enrique Peñalosa)的这句话,也是我对马来西亚未来的期许。无奈事与愿违,我国正在朝着的方向是个倒退——多数的穷人都有车,较穷的则使用摩哆。 私家车作为必需品,车贷、汽油、保养费和维修费等通通都被计算在小市民的生活成本内,这也占据了都市年轻家庭三分之一的收入。在糟透的经济环境下,许多人的收入已经赶不上通货膨胀,拥车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国家的需求放缓使到马来西亚出口业遇挫,我国的经济也因此转向依赖国内消费。要是大家没有被迫拥车,人们便会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去消费在国内各领域的市场,整体上带动市场的活跃,让国家的经济增长。换句话说,消费低迷是因为小市民生活负担重,生活负担重是因为经济不景气,而经济之所以停滞正是因为人们要养车而没钱消费, 现在的经济困境可说是一个恶性循环。 曾经,我们是一个靠出口石油赚取外汇的国家,但随着国内私家车对汽油的需求和仰赖日益增加,我国在2014年反倒成为了石油进口国,人民不得已买更贵的汽油。 须知油价与车祸有一定的因果关系,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经济研究中心2012年发表的一篇研究指出,油价的上涨会导致更多汽车驾驶者改用摩哆代步,曝露在“皮包铁”的高车祸死亡风险当中。 我国每年约有7000人魂断公路,其中三分之二是摩哆骑士,受重伤的也不计其数。2016年发生的交通事故已让我国损失了92亿令吉,包括医疗费用和生产力损失等等。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令人心酸的惨剧,许多家庭因一场车祸彻底改写了所有人的命运。 我在2008年当选国会议员不久,认识了一位选民希山。他在2000年骑摩哆遇上车祸,从此全身瘫痪。2016年开斋节前夕,我收到这位老朋友的信息,得知他18岁的儿子也因为摩哆意外而脸部受创。两代人,同是摩哆车祸,这悲剧让我瞬间掉泪。 政府的政治意愿,将决定这个国家会不会有更多的希山父子。现有的问题已经让人民消耗太多的经济与社会成本,我们当务之急是要先搞好公交系统,提供更便捷和有效率的公交给马来西亚人民。 然而,被交通部长廖中莱追捧为“公交之父”的首相纳吉,充其量也只是建了一堆巨型工程,而非一个完善、整合的公交系统。公交之间没有连接贯通,就如捷运与电动火车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无法作为一个整体的公交系统来经营和运作。 再者,捷运与轻快铁延长线这些巨型工程,是以带动周边的房地产与购物广场为主要考量,让建筑商和发展商远比广大人民获益更多。切记公交的规划和设计必须优先解决人们上下班的烦恼,而不是带大家到购物广场。 良好的公交系统,把人们从家里到目的地的每一哩路贯通起来,在砸大钱做巨型工程之前,我们必须先要想好如何解决“第一哩路”与“最后一哩路”的问题。如果铁路是公交系统中的主干,巴士就是非常重要的分支,也是最实惠的选项。我常开玩笑说,一辆欧洲制造的巴士,即便在令吉贬值和包括贪污“油水”的情况下,最多也只是叫价70万令吉。 今天的吉隆坡大都会,面积比1985年大了整整三倍,但巴士的数量在30年来已从1500辆减少至不到1000辆。我们需要更多有效率、准时的巴士,以及妥善规划的快捷巴士(BRT),这将会是提升公交系统最低成本、最快的方法,服务更广阔地区的人群。 2008年6月4日,时任首相阿都拉宣布汽油调涨40%,我当时和槟州首长林冠英在韩国首尔,我们就此讨论槟州政府应该如何帮助小市民应对汽油暴涨的问题,促成槟州打开全马先例,推介了“CAT”(城市地区交通)免费巴士服务。槟州政府率先确立了公交服务是政府有义务提供给人民的一项公共服务,颠覆了当时各级政府“使用者付费”的保守观念。接下来几年,吉隆坡市政厅、雪州政府、柔州政府,甚至是八打灵市政局,都各自推动了免费巴士服务。 相反,财政部长机构(MoF Inc.)独资掌控的国家基建公司作为多个公交服务的营运者,透过收取高昂的车资让小市民间接承担其200亿令吉的庞大债务,这样的做法让公交服务失去了公共服务的本质。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大吉隆坡地区的交通阻塞让当地损失了1.1%至2.2%的国内生产总值。交通拥挤并不只是首都独有的问题,全国所有二线城市亦面对同样的困境,可见这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影响颇大。 如果要在全国各大城市发展公交,动辄上百亿令吉的巨型工程并不是最佳选择,因为公交在上下班以外的非繁忙时间,几乎都是很少人使用的,就如公路上的交通状况一样。我们不如把公帑用在刀口上,采取一个比巨型工程更实惠的方案,比如提升各地的巴士服务。 现有的城市发展模式并没有造福多数人,反而是进一步激化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局面,尤其是因为那些偏袒少数人的政策与规划。我把公交系统的改革,视为一个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唯有具备多元和包容各阶级的公交系统,才能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求,让多数人真正受益。 城市不该让小市民失去灵魂,沦为一个只有生存,没有生活的单向度社会。城市理应是一个充满创意、想象和活力,让人追梦并圆梦的地方。我们追求一座包容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城市”,让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平等机会,共享一座城市的光辉。 (刊登于2017年10月15日《东方日报》言论版的〈观念平台〉。)

Read More公共交通的政治经济学

被部分贪婪校长和书商绑架的童年

华小书包太重不仅让我国教育一直停留在「一试定终身」思维,也把学生推入「考试分数是你努力唯一结果」的窠臼。 如此下来,我们课室永远无法提升到学生可以创意思考、彼此交流。课室应该让不同背景与思维模式的学生在课堂内相互表现,这是没有统一标准、划一答案的学习,追求的是一种自我学习表现的态度,而不是在竞争日后出社会时一点代表性都没有的分数高低。 课堂上应该学习的是创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可怕的是,目前学生的童年和认知这社会的方式,就只有作业的世界。 校长职公会会长王仕发说,老师会因为没有作业簿而不会教书,请他回想一下他的小学教师是如何教育他的,也请他从回师训上课,看看那一堂师训的课程,讲师是以学生应该有很多作业为前提去培训教师的,如果作业簿比专业培训出来的老师更重要,那课室放作业簿和电脑就好。 更可笑的是,身为校长、教育单位的最前线领导者,竟把教育通令推给家长,让家长/家协成为你的防护线,那是多么无耻的事。校长应该教育家长,陪家长一起成长,让他们了解教育的本质,是让学生如何可以自己思考和自我学习,而不是把没有教育专业的家长和家协抬出来,这不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一位知识份子应该做的事。 校长应该是提升国内教育的先峰,去了解和研究各种国内外实验及实践有效的教学方法,然后推荐给教育部,或是在不违反教育法令下,鼓励老师去实践,而不是眼中只有成天穿梭在校园的书商。 直到今天还没听到华小校长批评少写多思考的KSSR 教育方向,那是否意味校长也认同这个在国外行之有年的教育方向呢?还是校长只是在报告上满足校育部对KSSR 的书面报表,自己却在校内推行自己和书商之间的新教育政策?那么多年下来,教育部难道没有察觉到吗? 眼前校长把华小导向作业簿是教育的唯一教学法门,成绩是评定好坏学生的唯一标准,学生成了做作业簿的机器人,日复一日没日夜的做功课,剥夺了小孩和真实社区接触的时间,使他们以为会做作业是学习唯一方法的认知,统一答案也让学生失去创意思考及冒险的可能,请问作业簿上认知的植物是真实的植物吗? KSSR 是政府花大钱委托专业公司主要以参考欧洲教育制度弄出来的系统,想必也是许多经历过书包太重的那一代,对自己下一代教育方式的期望。 当然,现行KSSR 推行在课程内容上也有必要调整,究竟应该让学生学到愈多知识愈好?还是应该让学生学会主动学习的态度和对创意学习的热忱? 学校不应该想说校方必须在学生就学时期,尽可能硬塞一堆有的没的知识进学生的脑袋,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教给学生,而所谓的知识更不是永恒不变的,不如让他们时刻都有想学习,并保有学习和创新的热忱,进而在学习新事务的过程中敢于冒险,而不是不敢想像过去的电话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手机。更何况,现在国外都是多元入学方式,成绩已经不是进入顶尖学校的唯一标准。 刘镇东

Read More被部分贪婪校长和书商绑架的童年

国阵谎言与现实中的柔佛经济

  当柔佛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柔佛州务大臣卡立诺丁却不知民间疾苦,总是夸大其政府在经济上的表现。 沉醉在经济假象自欺欺人的卡立,必须要认清现状,并且向人民清楚说明,所谓良好的经济表现究竟是如何评估出来?以什么基准衡量?谁会从经济增长中受益? 唯有让小市民能够从中受惠,那才称得上真正的经济增长。卡立担任大臣的四年里,广大的柔佛人民并没有享受到任何经济果实,也感受不到经济的增长。 如果人民能够共享柔佛的经济繁荣,那就不会有愈来愈多的国人越堤到新加坡工作。2013年至今,每日越堤到邻国的人数已从20万人攀升到30万人。如果人们可以在自己这片土地过得好一些,谁又会愿意每天舟车劳顿往返新加坡当马劳? 柔佛一些小镇的经济,某个程度是靠游子们从新加坡(以及雪隆区)打拼所赚的钱来维持。 然而,政府并没有打算要改善马劳的生活素质。马新两国透过加收过路费互相挑衅,最无辜的还是小市民。民主行动党也曾建议政府设置电动步道,让人们轻松步行越堤,但政府完全无视我们的意见和马劳的需求。 自2013年大选以来,我们可以在柔南依斯干达特区看到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还有许多的高级房地产发展项目。试问这些能惠及一般小市民吗?答案绝对是“不能”。 一些由中国发展商负责的高级房地产发展项目,还把原属公共的海难变成了私有地。 问及卡立在任内带来了什么改变,柔南市区的人们会说:“除了专属富人的房地产项目以外,就没有做多少事了。” 市政多年来并没有获得改善,道路与沟渠还是很肮脏,公共交通系统也没有任何提升,交通拥挤的问题依旧没有被解决。从柔南切换到全柔佛州来看,提供人民安全、高品质和永续的水资源,是政府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之一,但水供问题在卡立的四年任期内都毫无改善。 就业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柔佛2016年的失业率写下了十年新高3.6%,比全国失业率3.4%还糟糕。2007年,柔佛的失业率仅有2%。柔佛去年的青年失业率则高达11.6%,也是高于全国青年失业率10.5%。 起初,边佳兰的油气项目说是要为柔佛人民带来工作机会,但大部分的项目尚在施工中。单就建筑而言,现有的建筑工人主要还是以外劳居多。即使完工后,油气业也已经失去了一定的爆发力,尤其是在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以后,因此柔佛人民在这些油气项目的工作机会和待遇还是相当有限。 走出依斯干达特区,卡立政府可说是更没有作为。居銮、峇株巴辖、麻坡、昔加末等柔佛二线城镇,即便有着不少发展潜力,但是当地的年轻人还是被迫离乡背井,到吉隆坡、新山或新加坡工作。 卡立和其政府可以继续自我感觉良好,骗说柔佛经济有多么美好,但选民才是最后的决定者。我们相信选民并不会被国阵的花言巧语所蒙骗,因为当下的经济困境直接影响着每一位小市民,是大家的切身感受。 (民主行动党柔佛州主席暨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7年10月13日在拉美士扩展希望讲座会的演讲稿,10月14日发表于媒体。)

Read More国阵谎言与现实中的柔佛经济